1835年1月，德庇时在一份写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指出（此时巴麦尊已下台，但澳门尚不知晓），与中方对抗“收效甚微，或者说完全无用”，甚至会损害英国利益，但也不主张向本地政府的专制行径立即屈服，“在等待国内的意见期间，采取彻底的沉默，绝不与广州政府进行任何谈判，这样或能产生有利的效果”。几个月后，德庇时辞职，罗治臣继任。虽然伦敦方面已要求他尽快与广州官方直接接触，但因为有律劳卑的前车之鉴，1835～1836年担任首席商务监督的罗治臣同样只是“安静地工作”。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保持贸易畅通，而不是挑起事端。

广州的鸦片贸易依然在继续，伶仃洋上的非法交易愈做愈大。住在澳门的罗治臣，面对颟顸的清朝官员和贪婪的鸦片烟贩，与他的前任、东印度公司同事德庇时一样，对此视而不见。随着广州政府不时掀起的禁烟风潮，觉得在澳门办公有所不便的罗治臣，干脆在1835年11月将办公室搬到了鸦片走私天堂――伶仃洋的一艘船上。

在这里，罗治臣天天目睹着渣甸?马地臣行等所拥有从印度驶来的飞剪船，将鸦片一箱一箱地运到趸船上，然后再从趸船上转售给客户和分销商。非法鸦片交易是如此猖獗，罗治臣感觉到自己作为驻华首席商务监督，身为英国国家代表，有必要对此稍作管束。1836年2月，他向巴麦尊写信表示，如有必要的话，他打算采取一些措施约略地限制一下。对此，巴麦尊明确予以否定：驻华商务监督的任务，是保护与扶助英商在广州的贸易，而不是压制与阻挡英商的发展与扩张。即使鸦片贸易实为非法，但有益于英国商人而无损于英国国家利益，也不宜横加阻碍。于是，罗治臣继续天天看着飞剪船在他面前繁忙地穿梭，直至1836年年底退休，义律接任。

当德庇时和罗治臣在无所用心地执行所谓的“沉默政策”时，渣甸和马地臣则在加紧他们对于“激进政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