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到的就已经很清楚了。

库克医生注意到我的疑惑。

“你会做得很好，德夫林。”他说。

“我们不会挨饿受冻。需要忍受的只有黑暗。

我们有工作做，有书读，过了圣诞节后会有很长的路要期待。”每天，他都说这样的话鼓励我。

“骨子里你就适应北极的黑夜。”他说。

“你有耐心，脾气又好。你适应孤独。”库克医生让我相信，呆在盒子屋里便不会冷，甚至外面也不会。

可我还需要一点亲身体验来证明到底是不是这样。

皮尔里握住我手的一刻，其实已经告诉我，尽管我在格陵兰南部的海滩上过了一夏，对北冰洋其实仍是一无所知。

每晚睡在装备齐全的埃里克号上，我觉得伊塔的夏天要比信号山好过得多。

我想到冰沟，就是比尔及亚号上的船员为丹柯上尉挖的坟墓，他是南极探险中唯一的牺牲者。

他们挖了6英尺深，好像以为冰会像土，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

杀死丹柯的不是寒冷的天气，而是无尽的黑暗。

我还从没认真想过，我会成为一支真正的北极探险队里的成员。

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只要有一个缝隙，风便会尖叫着进来，风会让北格陵兰的探险队员不敢再说话，会尖叫起来，会请求宽恕。

我担心自己能不能熬得过几个月的黑暗与禁闭，我会不会成为人们认为的那样，是位北极探险家。

我在想，北极是怎样让壮硕而坚强的皮尔里变成了那个样子。

我记得他吊在我手上，在两船之间时的脸色。

我是多么自以为是，竟认为自己可以承受皮尔里这样的人承受过的一切。

我想抵挡住这些想法，它们却越来越重地压在我身上。

最寒冷的时刻到来后，再坚定的天性恐怕也难于抵挡。

库克医生为我们想出了各种户外活动，有扔石头比赛，有用鹅卵石玩的弹球游戏，有三条腿竞赛，就是我们组成两人小组，跟那些无法忍受生活毫无生气的爱斯基摩人进行比赛。

我告诉库克医生，巴特利特船长曾跟我说过的话，我们开始得太靠南了。

库克医生说，从南边开始会让我们在冬天有更多鲜肉，还有没用过的狗。

我们的线路的确比皮尔里的多400英里，可我们会穿过猎物大量出没的地方。

我没想掩饰自己的怀疑。

“想想再次看到太阳升起时的感觉吧。”库克医生说道。

“你可以让自己觉得好过些，只要你自己装作感觉好就行。

记得我们见面的那一天有多温暖，阳光有多明媚吗？那天你在我屋外的阳光下站了好久。

记得我给你的那杯好喝的橙汁吗？”我试了他的办法，想到阳光普照的日子只能让我更加渴望阳光。

我变得不愿讲话，不愿让字母随意出来，似乎说话会让我失去什么，似乎跟其他东西一样，语言也变得越来越短缺，我不愿跟别人分享自己的那份。

库克医生制定了一份严格的作息时刻表，他说如果我和弗兰克不想生病，就得照做。

我们6点起床，6点30分吃早饭，看书或写东西到10点，喝杯咖啡后到户外锻炼，做的是库克医生设计的体操，是他最初为比尔及亚号上长年在船上工作的船员设计的。

如果是阴天，四处便是一片漆黑。

要不是我们在小屋周围点起的灯笼，都看不到自己在雪地上的脚印。

中午我们吃午饭，然后便是每个人最喜欢的一段时间。

没有工作干，很多爱斯基摩人会来做客。

他们带来兽皮做的鼓，敲着鼓，唱着歌，在小屋里跳起舞来。

动物油脂的蜡烛冒出的黑烟，加上雪茄和香烟的烟，会让小屋里几乎无法呼吸。

爱斯基摩的舞者，还有妇女，会把衣服脱到腰部，会跳到身上流满汗水。

每个人都喝茶，吃风干的海鸟蛋，他们的海鸟蛋似乎永远也吃不完。

我们越是不愿意冒着寒冷到外边去，爱斯基摩人就越乐意到我们这儿来。

有时候，下午会有很多活儿要干。

如库克医生说的，小屋子变成了极地探险的设备和给养的加工厂。

爱斯基摩人用干的海象肉为我们做干肉饼。

他们把饼切成6英寸的小条，挂在钩子上晾三天。

在这期间，所有的水分和油脂会从饼上滴下来，滴得小屋地面上到处都是。

肉饼彻底干了以后，我们把它装在锡皮桶里，盖子用铁丝缠紧。

接着，爱斯基摩人把另一种“庄稼”挂上去。

他们共做了1500磅的肉饼。

有几个星期，挂在屋里的肉饼看上去就像是芳香的装饰物一般。

最后一批肉饼取下来后，墙上和钩子上空荡荡的，看着那么不自在，我们就把没法钉起来的东西都挂上去。

爱斯基摩人不断给我们拿来鲜肉，他们在黑暗中尽可能地捕猎、下套。

他们给我们一只绒鸭，我们给他们三块饼干。

月色中，他们借我们的步枪去打野兔，回到小屋后，给我们收成的一半。

库克医生在小屋里隔出一间暗房，可以冲洗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