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日本十几岁的青少年眼里这一周最酷的事情？哪位流行巨星的专辑卖得最好？谁的排名又在排行榜上处于下滑状态？哪位政治人物在艾奥瓦州、新罕布什尔州，或是加利福尼亚州最受欢迎？为什么受欢迎？谁访问了同恐怖分子有联系的网站？谁又访问了色情站点？访问者是怎么找到它们的？拉丁裔美籍男子都买哪些品种的保险？为什么买？中国的大学生是如何获取新闻的？几乎我们能想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解答，而答案就在互联网上一秒接一秒累积起来的不变的人类意图数据库里。

那么，这样一种发明的出现又预示了什么呢？它会对蕴藏数十亿美元商机的营销和传媒产业产生什么影响呢？为什么中国、德国和法国的政府要关停雅虎和Google这些搜索引擎？为什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取决于对这些公司数据库的深入研究？最后，关于我们自己和大家共同在网络上创造出的全球化的文化，搜索到底可以告诉我们些什么？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容易给出，但是我希望至少我可以在后文中讲述搜索故事的时候尝试解答它们。搜索所牵涉的领域越来越错综复杂，其中包括市场营销、传媒、技术、流行文化，甚至国际法和公民权利。搜索技术不仅要解决数量惊人的技术难题（想一想每周数十亿次查询请求产生的数据量），而且还会遇到几乎使它寸步难行的社会责任问题。Google及其同类公司掌握了这个世界的需求，所以有权威的部门会对它们产生浓厚的兴趣，而没有自保能力的个人则把它们视为威胁。刻进Google 15万台服务器芯片中的很可能是下面这些东西―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恋男子痛苦的宣泄，试图制造炸弹的恐怖分子无声的阴谋，也可能是连环杀手遗漏于数字空间的蛛丝马迹。像Google这样的公司和它们提供的服务使个人的数字身份永不磨灭，并且在有请求出现时还可以调用它们。目前，Google的创办人之一谢尔盖.布林向我保证，从未有人提出这样的请求，更没有这样的请求被满足过。但是搜索的威力如此巨大，这种情况还能坚持多久呢？

即使现在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事，但总有一天这样的请求会浮出水面。搜索工具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力量，用它来达到不正当目的的危险是实实在在的。“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很快就启动了一个立法程序，重新定义国家对公民的监视权。在当时情况下，国会很快被说服，不经辩论就通过了美国《爱国法案》。根据这部法案，美国政府可以迫使Google这样的公司根据政府机构的要求为他们提供信息，而且是秘密的。

斯图尔特.贝克尔是前美国国土安全局（NSA）顾问，他指出搜索牵连的社会问题是非常广泛的。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根据《爱国法案》，政府可以要求如下信息：“你所发送的每封电子邮件的收件人是谁？你是在何时发送的？谁回复了你的邮件？邮件篇幅多长？是否添加了附件？还有，你是在哪里上网发送的邮件？”联邦调查局（FBI）、国土安全局以及国防部，所有的部门都决心加强对互联网的监控，绝不会放过像美国在线、Google或者雅虎这些网站所拥有的内容丰富的数据库。这些公司在法律上应担负的保密责任，它们却有可能应政府要求而交出本应保密的那些信息。因此，它们的数百万用户的利益同政府的利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当我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Google的一名管理人员告诉我：只要一个不体面的故事，我们就会被看做专制国家的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