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在"地板旅店"度过的那些夜晚。

决不能再回到那种境地。

要么接受海恩斯的建议，要么打道回府，不过，我发过誓决不回去，除非用我自己的钱。

于是，我去《还乡人》报社找海恩斯，这份报纸与《召唤》相比只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两者的宗旨都非常狭隘。

《召唤》的宗旨是宣扬社会主义，而《还乡人》的目的则是鼓吹纽芬兰。

如果800平方英尺的面积被称作编辑厅不算太吹牛的话，那么《还乡人》的编辑厅坐落在西15街一家五金商店的楼上，离纽芬兰旅馆有6条街的距离。

编辑厅有两间闷热的房间，一间海恩斯用，称作海恩斯的"小办公室"，另一间给我们大家用，称作"编辑室"。

（报社的一切称呼，包括我们这些"记者"，其实都名不副实。

）"嘿，这不是斯莫尔伍德先生吗？"海恩斯一边说，一边走出他的办公室，把我拦在去编辑室的途中，大概是我走进大厅的时候，他听见了我的声音。

"约瑟夫·斯莫尔伍德先生，一度担任《召唤》报的记者，曾经是布赖恩公园的居民。

我几乎已经放弃了你光临蓬荜，以你的记者才干惠泽敝社的希望。

我以为你一定是又回到那帮世界大同主义者当中，去过你的老日子去了。

"他透过那副把眼睛放得很大的镜片看着我，左眼几乎完全充血了。

"自从我们见面之后，每天晚上我都为你祈祷，希望以此使你更加愿意接受拯救，如果你需要精神上的指引，或者觉得有接受洗礼的愿望，可以去我在布鲁克林的那座小教堂。

""我是来接受你给我的那份工作的。

"我说。

"我给过你工作？""是的。

你刚才不是说你已经放弃了希望？-是这样的，两周前你说如果我去为你干活，你可以给我睡觉的地方，等有钱了再付我工资。

""既然你说了，那就算是真的吧。

"海恩斯说，"来我办公室。

"办公室里有一张书桌和唯一的一把椅子，海恩斯坐在里面，面朝我。

在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木刻的纽芬兰盾徽：一只麋鹿站在一面十字盾牌的上方，盾牌刻印着狮子和独角兽，侧面有两个印第安贝奥图克人　，下面有一句格言："上帝之王国，求索之首要！"　"说说你求职的条件。

"海恩斯说。

"如果你让我住在公寓，每天给我两顿饭，我就来给你干活。

"我说，"干多久，我没法说。

""至于多久，我们不知道那日子，那时辰。

"海恩斯说。

三天后，我便开始为他干活了。

他在报上登了则消息，宣告戴维·斯莫尔伍德的孙子，就是那位为推介自己的鞋店在海港峡口竖起纽芬兰最引人注目的商标的戴维·斯莫尔伍德，他的孙子如今在为《还乡人》工作。

报社的其他职员包括一个名叫达根的男子和他的妻子玛克辛。

我始终不知道他们受雇的条件是什么。

新闻采集虽然不多，但大部分都是在编辑室里通过电话完成的。

除了自由摄影师之外，几乎很少有谁敢于出去进行新闻采访。

每月我去一次布鲁克林的绿点码头，去接来自圣约翰斯的红十字会船，与其说是希望采访到什么故事，倒不如说是减轻我的思乡之苦。

在那儿，我遇见纽芬兰人，从他们那儿打听到家乡的最新消息，得到家乡的最新报纸。

可与达根和玛克辛一样，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呆在编辑室里，愁眉苦脸，郁郁不乐地抽着烟。

我们共用一个很大的碗模样的玻璃烟灰缸，一连几天都没倒过，里面堆满了烟头和烟灰，不久，我们没法在里面捻灭烟头了，只好像插针垫一样把烟头插在烟灰堆里。

到下午晚些时候，在小小的编辑室里，头顶上烟雾笼罩。

我们老是思乡，没办法，因为工作时我们写的、读的所有东西都是关于纽芬兰的。

在纽芬兰生活时，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它难分难离。

我们甚至比自己的读者更加思乡，这一点在他们给编辑的信中可以看出。

我们既思乡，又厌乡，厌恶得不想再听到它，再写到它，再记录它，再采访其他思乡的纽芬兰人。

"左一个纽芬兰，右一个纽芬兰，早上是纽芬兰，中午是纽芬兰，晚上还是纽芬兰，简直要把人逼疯。

"达根说，"我向上帝起誓，要是再听到一次纽芬兰，我绝对把自己的脑袋砸开花。

"海恩斯用他那根也许是掌握命运的手指点着他说："记住，伙计，汝乃纽芬兰人，必为还乡人。

"等他一转身，达根便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转动食指，暗示海恩斯疯了。

《还乡人》主要报道旅居海外的纽芬兰人，读者是住在岛内和岛外的纽芬兰人。

偶尔，海恩斯要刊出海外订阅者的名单，这样，读者就能发现纽芬兰人是如何分布在全球的，然后在那些遥远的订阅者的名字后面标上星号和感叹号，如："米利·迪恩，土耳其安卡拉**！！！！卡尔文·霍德，香港**！！！"海恩斯在他说教的专栏中，总是把纽芬兰人类比犹太人，指出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