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门宴”计成，石勒又命手下起草一份奏折，向刘聪“痛陈”王弥谋逆。刘聪得到消息，心中大怒，虽然他明知是石勒铲除异己，却慑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而不敢随便翻脸，只在表面上派人责备石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实质上反倒加封他为镇东大将军，让他执掌幽、并二州军事。

从这一小小举动可以看出，石勒已具备与汉国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并且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向南直达长江以北地区。而这时的晋朝势力（不包括刘琨等处在沦陷区之内的晋将）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是以皇太子司马邺为首的一部分晋朝显贵官员；另一部则是由名门望族王导辅佐的琅邪王司马睿的势力，当时在江南的建业一带。关中的司马邺尽管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此时实力薄弱，几乎已成惊弓之鸟。稍有实力的是处于江南的司马睿，江南并未受到战乱的侵袭，经济状况发展得比较好，再加上不少北方士族由于战乱南迁，王导也劝说司马睿广收贤人，一旦将来形势有变，即可有一番“大作为”。对江南垂涎已久的石勒（他早有据江而立的野心，这在前面攻下襄阳时就可看出）则认为应早对江南下手。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他在葛陂一带驻扎大军，广造船只，准备攻打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