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虎吃了前燕的苦头，不敢再小看慕容皝，但他一统天下的野心没有变。棘城之战的第二年，后赵又与前燕在当初段辽的地盘辽西一带发生军事冲突，羯人和匈奴人组成的骑兵再次不敌几位慕容率领的鲜卑骑兵。石虎平生南征北战，所参与和指挥的战争无数，在一个对手面前连败两阵，还是头一遭。石虎自然气不过，可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对付前燕的良策，只好先找个软柿子捏，内讧不断的东晋就成了石虎下一个讨伐的对象。

我在“永嘉之乱”中曾经提到，东晋自元帝司马睿建国以来，王氏家族逐渐掌握大权。王导在内执政，王导的堂兄王敦则在外掌兵，势力一时甚大，乃至元帝登基做皇帝时，竟然提出要与王导同坐御座，所以民间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导对东晋皇帝倒是忠心耿耿，而王敦手握重兵，自恃功大，渐渐骄横起来，元帝对王敦又怕又恨，生怕将来难以制之，于是又另外重用刘隗、刁协等人。

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身为荆州刺史的王敦以诛奸臣刘隗为名，带兵攻打建康，晋元帝忙令刁协、刘隗、戴渊等人迎战。元帝所信用的几个人打起仗来显然不是王敦的对手，王敦的军队很快攻入建康城，刁协在出逃途中被手下人所杀，刘隗则逃往后赵，王敦在建康城中又杀了戴渊等一批反对他的大臣，然后才退回荆州。

晋元帝经过这番折腾忧愤成疾，不久就死了，他的儿子司马绍即位，也就是晋明帝。晋明帝时，王敦一族更是掌握了东晋军事大权。然而“好景”不长，只过了两年，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王敦病重，明帝列举王敦罪状，下令讨伐王敦。王敦命其兄王含为元帅，率兵五万再次攻打建康，这一回明帝亲自募集士兵，朝廷军队打了一场胜仗。王敦得到消息，气极而死，王含则兵败被杀，王敦之乱总算平息。

明帝年轻有为，平定了内部的祸乱，按理说也能排上东晋一朝不错的国君了，可惜他很短命，二十七岁就死了。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成帝司马衍当时只有五岁，他的母亲庾氏以皇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庾氏的哥哥庾亮成为中书令，朝中要事都由他来决定。

王导辅政时期，处事待人宽容得体，颇得众人之心，而庾亮以外戚的身份掌权，行事常常不合时宜，威望大不如王导。拥兵在外的祖逖之弟豫州刺史祖约，屡受排斥，对庾亮怀恨在心。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因平定王敦之乱有功，威信渐高，在江北一带集结了上万的精兵，十分轻视朝廷。

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庾亮认为苏峻在外，久必生叛，不听以王导为首的多数大臣的意见，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苏峻明白庾亮的用意，便秘密联合祖约发动叛乱，攻入建康。这是短短几年内建康城第二次遭劫，苏峻的士兵在城中大肆掠夺，驱役百官。庾亮等人逃到寻阳，放眼东晋境内，只能向荆州刺史、征西大将军陶侃求救了。

陶侃是东晋初年的一代贤臣兼名将，他出身卑微，家境贫寒，后来靠着自身努力才被举荐为孝廉，快到五十岁时才在荆州小县武冈做了个县令。时逢西晋末年的乱世，荆州也有大量流民作乱，陶侃在平乱中显示了出众的军事才能，屡立战功。东晋后来能有效地控制荆湘地区，与陶侃的征战直接相关，东晋建立时，他已经做到了荆州刺史。

王敦怕他战功太大，不好控制，就把他调任到广州做刺史，却成就了他“运甓翁”的美名：当时的广州远离中原，人烟稀少，陶侃事务过于清闲，他就每天清早把数百块砖搬到室外，傍晚又搬回室内，风雨无阻。有人感觉奇怪，问他为何要这样做。他说：“我过去在中原打仗，一下子到这样生活安逸的地方，怕适应不了，所以每天给自己找事做。”

这位爱做事的刺史在心中日夜牵挂着朝廷的安危，王敦之乱平息后，晋明帝成全他，把他调回荆州守备，与建康遥相呼应，成犄角之势。

苏峻作乱时，陶侃已经年近七旬，建康城外，他的威望最高，位重兵强，而且他为官清正严明，极能服众。庾亮等人推举他做讨逆的主帅，挽救了危在旦夕的东晋局势。陶侃以荆州军抵挡苏峻，顶住乱军初期的三板斧后，形势逐渐转安，陶侃等人花了两年的时间，终于打败乱军，杀死苏峻及其弟苏逸，重新收复了建康，祖约则被迫逃奔后赵，后来也被石勒所杀（北伐名将祖逖的兄弟却落了个身死名裂的下场，如此反差，可怜可恨）。东晋内部前后乱了八年，才勉强安定下来。

（东晋的这些将领，一个个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碰上北方后赵等国的进攻往往一溃千里，把心思都用在“窝里斗”上了。北方虽然大乱，终究还是不同民族之间的争斗，而南方的内乱，则全是汉人自己的明争暗斗，虽不像“八王之乱”时那么乱，但每次也得斗个你死我活。想想建康城也够惨的，建国之初就给蹂躏了两回，还全是给自己人搞的，汉人的野蛮劲，一点不亚于北方的胡人。）

石虎看清了东晋的弱势，亲自给西南汉国的君主李寿写信，共约瓜分江南之事。这个汉国就是当初李雄的成国，而国号的更改，原来也经历了一番宫廷争斗。

李雄在位三十一年，执政以宽厚著称，刑法简约，蜀中成为当时的一块“乐土”，各地来投奔的名士不少。但到了玉衡二十四年（公元334年），李雄头上忽然生了一个疮，导致全身旧伤复发，脓疮迸裂，不治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