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笔虚华的大交易宣告完成的同时，整个经济却在一步步滑向低谷。能源价格一飞冲天，油价逼近每桶100美元的大关，消费者信心与新房销售率和房价一样节节下滑。美国，这台长久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正在耗尽能量。不稳定性将市场完全摧毁了：在11月1日至11月7日之间，道琼斯指数先是下跌362点，5天之后又上涨117点，继而又在最后一天下挫361点，部分原因是由于美元的疲软。到11月中旬，美元相对欧元的价值已经比上一年下跌了14%，达到了1欧元兑146美元的水平。

世界各地的许多人都将这场危机归罪于美国——特别归罪于“盎格鲁-美利坚式”的资本主义。那个月，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我分别飞往南非开普敦参加了二十国集团（G-20）会议，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提振人们对美国的信心。会议在这个时候召开真是恰逢其时。二十国集团G-20的重要性正在日益提升，因为它既包含发达国家，也包含像中国、印度和巴西这样的新兴国家。对于这些占据了全球GDP的近75%的国家，我们可以面对面地沟通并打消它们的疑虑。

在会议中，本和我不厌其烦地向其他国家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重申了我们对振兴美国经济和美元的决心。同时，我也想澄清一件事：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美元，而在于整个金融系统——席卷全球的“去杠杆化”进程以及它给我们的经济造成的威胁也使金融系统背负了沉重的压力。我强调了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在我离开开普敦之前，我有幸在我的宾馆房间里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共进了早餐，他是我的老朋友，一个迷人、直率的人和坚定的改革者。二十国集团峰会代表们都住在开普敦郊外的一处叫做旺多姆酒店。同时，随着银行越来越不愿意彼此贷款，信贷市场一直在残酷地收紧。一个反映银行之间信心程度的关键指标LIBOR-OIS息差（衡量的是银行间资金拆借的利率水平）开始急剧放大。传统上，这个数字应该维持在10个基点左右，也就是01个百分点。但LIBOR-OIS息差在8月9日一跃升至40个基点，9月中旬时更是攀升到了954个基点之高，直到10月31日才收缩到了略低于43个基点的水平。此后，由于预料到各大银行将在巨额亏损之下被迫抛售资产来改善流动性，市场再度急剧收紧。到11月末，LIBOR-OIS息差已经突破了100个基点。

面对银行间拆借利率的飙升，美联储在11月15日向银行系统注入了4725亿美元的临时准备金——这是美联储自“9·11”事件以来最大的一笔类似注资。在12月，美联储继续采取了一系列超常措施以提高市场的流动性。12月11日，美联储将贴现率和联邦基金利率双双下调25个基点，分别降至475%和425%。12日，美联储宣布已经与欧洲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建立了24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swaplines），目的是提高海外信贷市场上的美元供应。

次日，美联储推出了定期拍卖工具（TermAuctionFacility，TAF），旨在以各种各样的抵押品为担保向存款机构提供28日至84日之间的短期贷款。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类似计划联合启动的TAF是为了给银行提供除美联储贴现窗口之外的另一个选择，因为贴现窗口的使用一直带有一些不光彩的烙印：银行担心，如果它们直接从美联储借钱，它们的债主和客户就会认为它们碰到了麻烦。

2007年12月17日的首个TAF拍掉了200亿美元的28日贷款；3天之后的第二个TAF又提供了200亿美元的35日贷款。银行对这些资金趋之若鹜，美联储在12月21日表示，只要有必要，拍卖就将继续下去。

但是，这些对金融系统有帮助的措施并不能阻止整个经济的持续下滑。当白宫在感恩节之后第一次开始考虑税收刺激计划，我是反对这一想法的。对我来说，这样的刺激计划就如同往天空中撒钱，是一种漫无目的而又目光短浅的做法。但到2007年12月中旬的时候，美国经济很明显已经走投无路了。

我并不是经济学家，但我善于与人沟通，判断时局。在与各方企业高管交谈过之后，我意识到金融服务上的问题已经扩散到了整个经济中。12月中旬，我从中国返回后就开始游历全美，力促建立希望联盟。我与地方官员、大小企业交流，也访问了那些丧失房屋赎回权的重灾区，包括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密苏里的堪萨斯城和加利福尼亚的斯托克顿。我在旅途之中给乔希·博尔滕打电话，请他告诉总统，美国经济已经开始显著衰退。很明显，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为了经济原因——也为了政治原因。

2008年1月2日，我见到了总统，他让我去征寻国会、投资者和企业领袖们的意见，以便我们能在他从8天的海外之旅归来之后作出决策。我与总统已经沟通过多次，明白他想迅速行动起来，而且要两党团结行动，只要我们的计划能立即见效——而这几乎必然意味着向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这对共和党来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总统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主义者：他只想尽快见到成效。

在1月中上旬，我给国会山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打了很多电话，一遍遍地解释说，为了制订一个及时、临时性、简单但却分量足够大的计划，两党方面均需作出妥协。我强调说，这次立法不应被用于推进任何一个党派的长远政策目标。共和党人可以勉强接受一项经济刺激计划，只要我们不去添加诸如提高失业保险这一类的条件，但民主党领袖们却认为我们只能通过失业保险和食物券这一类的传统方法来满足我们必须满足的那些需求。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我们能够保持平衡，很渴望达成一项协议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会去控制她的阵营中的那些最自由主义的成员。

1月18日，星期五，布什总统提出了他的一揽子支出计划，规模相当于GDP的1%，或者说1500亿美元左右，目的是用一次性的退税和旨在鼓励企业购买设备的减税政策来给经济“打一针强心剂”。为了声援总统的决定，我一整天都在接受采访。我知道，那个周末和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们将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与立法者们的谈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