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暄之后，James开门见山说明了两大条件：一是投多少钱、占多少比例，以及公司的投资前估值（Pre Money Valuation）大概是多少;二是另外买一项期权，使Google可以在未来以一个事先固定的价格购买巨鲸一定比例的股份。我听后，第一个感觉是有好的一面：一是Google对于公司的估值基本高于上一轮姚明投资后的价值（Post Money Valuation）,虽然高出不多；二是Google愿意额外出钱，而且是以不错的价格购买这项期权，不是白得。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

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大概预计会是这样的条件，我和章明基为此争论了很长时间。我是倾向于接受的，认为Google作为战略投资人会给巨鲸带来巨大的价值，而且不以大欺小，愿意公平地投资我们。但实际上我心中还有第二种声音，也有和章明基一样的不甘心。章明基则认为，估值可以再高一些，给Google的期权也要少一些。其实当时我们并未就此达成一致，但因为时间仓促，我同意试一试。

果然，就在章明基说出提高估值、降低期权比例时，我第一次看到了Alan的愤怒。他突然激动地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项目走到今天是多么不容易，我以为我们作过基本的沟通了，但看来不是这样，I don t have to do this deal（我不是非要做这个交易不可）。”

屋里忽然间安静下来。我不由得心跳加快，指尖冰冷。我知道，如果章明基也说出“I don t have to do this deal”，一切就真的结束了。这时我看到章明基的脸色通红，也提高声音说:“Alan，如果这是你们的想法……”顿时，我本能地站起来，拉着章明基往外走，说“我们出去商量一下”，最后我几乎是抱着他走出的。安静了一下后，我急切地说：“Erik,这事关系公司的命运，我们好好谈。”

几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会议室。大家看似基本恢复了平静，又讨论了几个关于期权的细节就匆匆散会了。

是的，之后两年多同Google的合作过程中我们才了解到，有些在我们外人看来是毫不犹豫要做的项目，但在像Google这样的大公司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在大公司领先推动一项改革性的大事有多么的不易，内部经常需要那些坚定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职业经理人在冒险推动，经过大量内部沟通并获取更多人和部门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其过程往往比小的创业公司更为复杂和艰难。而当时的情况下，推动Google音乐项目的团队对巨鲸的人，尤其是我，产生了怀疑，甚至让Alan及其团队感受到来自Google内外部的巨大压力而险些放弃这个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