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刻，我知道这是我的错，我无法将责任转嫁给团队的任何人，无论是技术、数据，还是内容，更不是滚石唱片。作为ＣＥＯ这一公司内部最高的领导者，我默许了这些做法，因为在我的心中这些看法和恶念都有，只不过它们潜伏得很深，尤其是潜伏在做好音乐的梦想之下。这几种声音被不同的人说出后虽然大声而刺耳，也解决不了最根本的问题，但让我意识到，“啊，这些原来也是我心声的一部分”。

今天，果报现前，没什么可委屈的。我沉默着，闭上眼睛，一言不发，感受到内心阵阵的挣扎与疼痛。

下午，章明基紧急飞到北京，此前他在电话中对此事也表示深深的担忧，而且如果官司大了，对股东姚明的形象也不好。我深知他作为“姚之队”总管肩负的巨大压力，我们约在了东直门全聚德烤鸭店，还有我的助理兼法务李婷和外聘法律顾问。会后，章明基和我一样深知这些所谓的办法今天都没有用，但还要尽快解决。章明基曾告诉我，他和姚明第一次在讨论投资巨鲸时，就是因为听到巨鲸要做“正版网络音乐”，姚明说：“好，正版音乐总是好的。我投。”于是就决定做了他第一笔在网络方面的重大投资。而今天，巨鲸会被起诉盗版吗？

是夜无眠，在黑暗的客厅中，我走来走去。上了３次香后，才能感到深深的自责与愧悔。

是啊！我对自己愤怒了，这是什么态度呢？我们怎可以这样对待一家独立的唱片公司呢？我们站边了，站在大公司一边，还提出各种理由、借口，想方设法不签约、不沟通、不合作，甚至不惜恶性互动、恶心相向。如果对待一家独立唱片公司的态度是可以轻看，可以怠慢，可以偷盗，可以Do Necessary Evil,那我们又与盗版有何分别呢！

第二天7点钟就醒了，着急于时间行走得太慢。9点钟我打电话给滚石唱片中国区的总经理王坚鸿（Philip），说我希望能安排一次见面谈和解的事情，首先当然表达了我诚恳的歉意，我告诉他，“无论如何，是我们的错，但希望能得到滚石的谅解”。他说“理解，理解”，并希望把官司和合作分开来都能处理好，我也希望他能做好沟通的桥梁。但是他不在北京，而且这几天会从外地直接回台湾。

王坚鸿来自台湾，住在北京，在清华大学EMBA学习过。他为滚石音乐的理想驻守在北京这片前沿“阵地”上，同时又是一位理性和乐于沟通的职业经理人。我们两人喝咖啡的次数不下数十回，包括谈论滚石的合作，谈论音乐产业，谈论其他，并互相戏称：“约会都没有这么多次过。”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然而糟糕的事在于，这一切发生在春节前夕。法院已通知开庭时间定为春节后，那天是正月初八。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没有坐下来沟通或者和解的可能了，李婷告诉我说开庭是不可避免的。有时候，真希望没有这么长的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