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过去了。冬天到了，关外气候更为寒冷，野外训练和劳动更加艰苦，在冻土上挖壕，一镐下去一个白印，把手都震得生疼。

车震又几次劝张自忠回家求学，另寻出路。张自忠仍然咬牙坚持。他对车震说：“团长放心，我能坚持下来。不吃苦难，怎能以成大器呢。”车震也为这个年轻人的坚韧不拔精神所感动。

这年冬天，张自忠给他七弟张自明写了一封信，这也是离家数月，投军以来给家里的第一封信。信中说了投军几月来的艰苦军旅生涯：

“……兄自济南到新民屯业经数月，所有军中一切情形，均已尝着。同来者六人，因吃不下苦头，均已回乡，惟兄一人硬着头皮干下去。当兄来新之始，车公几次劝兄回家求学，言外膏梁子弟，如何能吃此苦，勉强一时，决不能坚持到底，故不如早去为善也。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以故肩肿肤裂，筋骨酸痛，其苦况实有不堪言状者。当兄创重时，肩臂肿溃，不能荷物，同棚中友好，代兄工作，以兄替其写家信也。家中一切请弟代劳，并请禀告母亲，待我的成就后，再回家叩见，祝母亲玉体金安……。”

一年过去了，张自忠历经艰苦的磨砺，终于挺了过来，成为一名合格的士兵，现在他是什么样的苦都不怕了。

三

1915年初，车震升任第三十九旅旅长。同年秋，该旅奉命由新民县移防绥远平地泉（绥远，旧为省，后并入内蒙，平地泉今属山西）。由新民经丰台到丰镇，他们是乘的火车，但丰镇以西，则不通铁路，全旅只能徒步行军。士兵们都是全副武装，背负几十斤，日行百余里，一天走下来，便疲惫不堪。每到宿营地，士兵们支起帐篷，倒头便睡。这时已是暮秋天气，霜寒露冷，每个士兵，只有一床军毯裹身，半夜常被冻醒，经过年余历练的张自忠，已能吃下这个苦了。

1915年到191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仍然是个动荡的年代。这年12月底，袁世凯复辟称帝。蔡锷等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并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各省尤其是南方各省纷纷起而响应。

1916年初，张自忠所在的第二师，奉袁世凯之命南下援湘，镇压护国军。张自忠只是一名士兵，只能听上面的命令办事，是非曲直可无权过问，也过问不了。

进入湖南后，第三十九旅驻长沙，第四十旅驻岳州。这样一来，就是身为旅长的车震，也成了袁世凯镇压革命的工具。

当时湖南将军汤芗铭，是袁世凯的亲信。第三十九旅入湘后，汤芗铭为了拉拢车震，便将该旅扩编为湖南第一师，升车震为师长兼长（沙）岳（州）镇守使。张自忠也被车震升任为师部参谋。但是，由于这支部队已成为反对革命的袁世凯的工具，因而也就注定了它最终必然失败的命运。

第三十九旅扩编为湖南第一师，车震升为师长兼任长岳镇守使，师部设在长沙。张自忠调任师部参谋，自然也住在长沙。

这些天来，不仅是长沙，就是整个湖南，都像一锅烧开了的粥，乱糟糟的。谣言蜂起，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听得到这样、那样的谣言。说蔡锷已率大军从云南出发，要经四川，入陕西，挥师直捣北京，一路上得到各地的响应。南方各省都纷纷通电声讨袁世凯称帝。孙中山在广东要发动第三次革命，组织军队北伐。黄兴在南京、陈英士在上海也在组织讨袁军。熊克武、杨沧白在重庆讨袁，熊克武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湖南四十八县代表在靖县宣布湖南独立，公推程潜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誓师讨袁。赵恒惕被任命为湖南护国军第一师师长，率部将攻打长沙，声称先捉汤芗铭，后讨袁世凯……。

张自忠是同盟会员，从内心上讲，自然是拥护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所以他也希望袁世凯失败。听到这些谣言，他是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袁世凯叛变革命、恢复帝制毕竟不得人心，所以现在举国上下一片声讨反对。他担心的是，现在他所属的这支部队，已成为革命力量之的，必然会受到护国军首先是在湖南的护国军的攻击，成败难料。这对他投军报效国家的前途，影响颇大。

他不赞成车震那种旧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缺乏政治远见，依附汤芗铭的作法。但他位卑言轻，左右不了车震改变立场，改弦更张。

到底他该怎么办？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整个湖南，已是民心不稳，军心不稳。民心完全倒向了护国军；军心，普遍流露出一种厌战的情绪，不愿同护国军打仗。

1916年，谣言变成了现实，湖南护国军第一师在师长赵恒惕指挥下，大举进攻长沙。也不知是城内有间谍或者是军队里有护国军的内线，总之赵恒惕的第一师，很轻易地攻进了长沙城。城内顿时大乱。

袁世凯的心腹汤芗铭得报，慌忙化装逃跑了。

车震率领的湖南第一师，本就军心涣散，无心恋战，加上孤军无援，所以没有什么抵抗便溃退了。逃的逃，降的降，本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却因参加了非正义的战争，竟然不堪一击，全军覆灭。车震一看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也只好步汤芗铭的后尘，只身逃离长沙。这一战失败，使得他心灰意冷，便返回临清，从此解甲归田，不再作领军征战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