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

长城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另一支抗日武装又在察哈尔举起了抗战的旗帜，那就是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原来日寇在侵占东三省以后，又继续南犯，攻占山海关，向关内扩张。隐居在张家口的冯玉祥坐不住了。

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通电下野，先隐居山西汾阳峪道河，后移居泰山，1931年又移居张家口。他虽说错误地参与中原大战这样的军阀战争而招致西北军的失败。但他却是一个爱国者，一个爱国的军人。他的西北军历来就以爱国为教育宗旨的。在国家存亡之际，他岂能坐视而不问！？

这时从南方来了一个位客人，前来拜访他。这位客人曾是他的部下，也是一位共产党员。冯玉祥的西北军曾一度任用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如刘志坚、浦化人、董健吾、邓小平等，后来他参与了蒋介石的清党活动。但他却没有杀一名共产党员，而是把他们礼送出境。

这个昔日的部下来见他，劝他出山，组织部队抗日，运用他在军队中的威望与影响，尤其是在西北军中的威望，相信登高一呼，自有千百人群起来响应。并且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会发动所在地的群众支持他。

冯玉祥从民族大义出发，毅然决定出山，组织一支抗日军队。他便在张家口（当时是察哈尔省省会，而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率二十九军抗战不在张家口）打起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旗帜，号召民众，号召旧部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寇侵略者，保家卫国。

其时二十九军在长城抗击日军，取得了重大胜利，给一切爱国的民众和军人以极大鼓舞，于是参加民众抗日同盟军的人极为踊跃，许多西北军的旧部，也纷纷来归，在察哈尔形成一支不可低估的军事力量。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消极抵抗态度，由于晋军商震部的失利，冷口、迁安失守，由于卖国屈辱的《塘沽协定》的签定，长城抗战终告失败，二十九军不得不从喜峰口、罗文峪一带撤退。

二十九军撤离长城后，并没有开赴察哈尔，仍然退回晋东驻防。张自忠的三十八师驻阳泉、平定一带整训。

《塘沽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东北三省的占领，并使察东、冀东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这就等于为日军提供了侵略华北的特别许可证，使平津及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都置于虎口之下。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本来是想以此稳定日本帝国主义，以便腾出手来，全力对付南方的共产党武装，尽快地消灭共产党。

“攘外必先安内”，所以宁可把东北三省、必要时把华北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都可以，目的是为了消灭共产党。

但是，日本侵略军却不听蒋介石的“安抚”，它本来就是贪婪成性的，《塘沽协定》远远满足不了它的胃口，所以《塘沽协定》墨迹未干，日伪军就出兵进犯察东，国民党其他军队根本不作抵抗，日伪军连陷宝昌、康保等地，张家口岌岌可危。

在此情况下，冯玉祥令同盟军分路出击，未及旬月，便连克康保、宝昌，并且收复沽源、多伦。捷报传来，举国振奋。

但这一爱国抗日之举，却又招致蒋介石的忌恨和其他方面的猜忌。

首先，冯玉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没有得到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的批准而擅自建立，这是非法的武装，如同在南方江西等地的共产党武装一样，是非法的，必须取缔，是属于“安内”之列，加之这支武装又是冯玉祥出面领导的。冯玉祥和蒋介石曾在中原大战中作过生死一决，虽然冯玉祥失败了，但蒋介石感觉得冯玉祥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一旦他手里掌握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他远比阎锡山、张学良、李宗仁可怕得多，对自己的威胁极大，绝不能容许他掌握军队。

再说抗日同盟军直接和日军对抗，必然会激怒日军，引起日军全面大规模的进攻，那《塘沽协定》的一番用心岂不全部白费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会被打乱，所以绝不能允许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存在下去。所以蒋介石一面派人赴张家口以共商国事为由，敦促冯玉祥到南京来。另一方面令何应钦调集庞炳勋等部，准备以武力将冯玉祥驱逐出察哈尔。

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一事，也引起他的老部下宋哲元的不快和猜忌。

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在张自忠的大力拥戴下，宋哲元出面收拾残局，改编、组建了第二十九军，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二十九军终于不但度过难关，而且站稳了脚跟，壮大了起来。

宋哲元在张学良的举荐下，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这也算二十九军有了自己的地盘。冯玉祥这么作，实在有点“鸠占鹊巢”。

由于二十九军在喜峰口、罗文峪对日作战大捷，他宋哲元和张自忠、冯治安还在保定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嘉勉。宋与蒋的关系变得密切了许多。现在老长官冯玉祥乘他不在张家口之机，在他的辖区治下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这使他实在太不好对付。因为这支军队未得蒋介石南京的批准，是非法武装，按理应予取缔，可是说取缔，不仅冯玉祥是自己的老长官，怎么下手？况现在察哈尔的军政大权，在实际上已掌握在冯玉祥手里，自己却好像成了一个“流亡”省主席。说不管，可是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又怎么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