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夫捂着脸，连连向这位大发雷霆的洋顾客鞠躬，口里连声道歉：“先生，对不起，那是车子座垫的弹簧断了。这车子是小人从车厂里租的。实在对不起，请您多多原谅……”

英国人瞪着眼，臭骂了车夫一顿，气咻咻地扔下一句话：“我要让你们这些拉车的中国猪猡知道厉害！”然后一瘸一拐地走了。

这个车夫，挨了两记耳光，一顿臭骂，一分钱也没得到，拉着断了座垫弹簧的车，怏怏地走了。今天他是一分钱也找不到了，还得想法借钱修车，一家人又该饿肚子了。

但是，就这么一次小小事故，却闹出一场大风波来。

这个洋人屁股被扎了一下，打骂了一顿车夫还不解气，他还到英租界工部局，找到局长巴恩士，要求工部局全面检查“起英国捐”的8000余辆洋车的弹簧垫子是否坚固、安全。以免扎伤洋人的屁股。

巴恩士立即下令全体车夫到局登记检车。自上午8时起到下午6时，报到登记后不准离开，违者处罚。

许多车夫等候一天，也轮不上检车，干赔车份而不能拉座。车检时，英巡捕任意殴打、辱骂车夫。车夫忍无可忍，群起向胶皮车公会诉苦喊冤。胶皮车公会推出八位董事到事市政府社会局请愿。

张自忠得知后对有关人员说：“你们告诉胶皮车公会，英国鬼子打中国人，中国人在英国租界可以不拉座！”

社会局立即告诉胶皮车公会，转告英租界8000多车夫，自即日起，一律可拒绝拉座。为维持车夫生活，允许他们到中国管区拉座、拉东西。

第二天一清早，英租界内，不见有任何洋车拉人。各洋行、领事馆、外国驻军及开滦、怡和、太古等各行及各码头华洋职工上班的人们，大喊“胶皮”而不见应，又喊“洋车”也没有人答，群情哗然，莫明其妙。

英工部局见状，急忙派大卡车数辆，将持有英领馆、英军司令部及英工部局工作证者，送往工作地点。同时太古、怡和、汇丰、麦加利各大洋行、银行亦被迫出动车辆接送职员。

因车辆不够，英工部局甚至把押送犯人的囚车，也派出接送低级华人职员。大家认为不吉利，大骂“英国鬼子”，拒不上车。

就这样僵持了三天。英租界秩序大乱，一塌糊涂。英国人再也坚持不下去了。第四天早上8时，巴恩士亲自来到市政府第三科科长家商谈解决问题。

科长对巴恩士道：“本人不与闻此事，俟见市长后，再作答复。”

巴恩士忙说：“向你致敬，盼早回音！”

张自忠听了三科长的报告后道：“好！你可以代表车夫去告诉巴恩士，今后可不允许英国巡捕打中国人！验车过期，赔车钱！穷苦人过日子不容易。”

天津市政府第三科即以车夫全权代表，向英工部局提出三项要求：

一，抗议英国巡捕殴打中国人，今后工部局要保证验车期间，不再有殴打华人事件发生；在语言方面要有礼貌。

二，验车过期，过一小时，由工部局付延期费两元。

三，今后在英租界内，英巡捕对待华人，不得有任何侮慢行为。

巴恩士对此一一认可，只有延期费一项，几经讨价还价，最后达决定，每辆车如因验车眈误半天，由工部局付补助金一元。

双方达成协议后，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方告结束。

这次英租界洋车夫罢工事件取得胜利，是与张自忠和他领导的天津市政府支持分不开的。也是张自忠在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外事斗争上的一个胜利。

这对于他委屈以求和平的心情，多少可以得到一丝安慰。

三十八

1937年春，张自忠率领代表团访问日本。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1次出国访问，也是政治生涯中的重要内容。

张自忠何以要去访问日本，当时人们都不理解。其实他率团访日和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有关。一方面，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日本稳健派主张对华侵略政策以采取“温和手段”，即如其代表人物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提出：“应改变对华政策，即以互惠互荣为目的，将主要力量投入经济和文化工作中，并以公正态度对待南京政府的统一运动，不再进行华北的分治工作。”新组成的林铣十郎内阁以“自由而开明”的佐藤尚武为外相，标榜“不尚武”的“佐藤外交”，外务省通过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也表示对华北以文化、经济为主的手段，实现“公正态度”对待“形成的日中友好关系”。一言以蔽之，这时日本想以武力为主的侵华，转而以文化、经济来达到侵华的目的。

国内当时政治上也有很大变化。西安事变，绥远抗战。绥远抗战的胜利，对全国也包括冀察是很大鼓舞。西安事变更震惊世界，它的和平解决，对举国团结影响很大。

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当局由“特殊化”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方面关系有所改善。1937年元旦，宋哲元发表《二十九军二十六年新决心》一文，1月20日又发表《告同志书》和《冀察政务委员会与冀察绥靖公署会衔通告》两项政策性声明，表达了拥护南京政府的立场。2月中旬，宋哲元不顾日方反对和阻挠，派秦德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并且宋向媒体表示：“奉行中央政府的命令是我神圣的任务。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