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1937年，一场巨大的“风暴”，在华北地区酝酿着。

各方的势力在这里交汇、争斗。这就如大自然界中的天气一样，冷热气流的交锋结果，必然会在交锋地带发生一场风雨，甚至是一场暴风雨。华北地区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交汇、争夺的中心地带，所以必然也会出现一场巨大的“风暴”，那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在让主人公张自忠融入这场风暴之前，不能不把当时国内 外的政治形势作1一描述，才能使读者清晰地看清主人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把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逐出河北、平、津，从而取得种种特权。但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沉重的剌激。

因为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加剧了国民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张势力，也侵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也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在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和国民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渐渐变得强硬起来。

在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但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和平解决。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也宣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束。

在冀察平津，自从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被迫撤出后，宋哲元、张自忠等二十九军乘机崛起，填补这一力量真空地带，成为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力量。因此，宋哲元、张自忠二十九军、冀察当局便成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争夺的对象。

宋哲元等人本来就不是甘心附日之人，所以在他们逐步站稳脚跟之后，表现出来的中央化也更加明显。特别是1937年2月，他们不顾日本人的反对与阻挠，派秦德纯出席了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政策，首先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接着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其他如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紧军队训练工作；恢复辖区内中等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

这一切，难怪日本特务头目寺平忠辅才会发出惊呼：“……三中（指国民党）之后，抗日的气氛駸駸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

尤其令日本侵略者感到震惊的是，冀察当局宋哲元、张自忠等，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准备在冀察平津地区进行“国大”（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举行“国大”选举，在其它地区，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冀察当局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选举本身，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胡适的评论文章说：“国民大会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冀察平津的国民大会选举是国大本身之外还有它特别重要性的。我们试悬想，在那个包括全国并且包括海外华侨的国民大会里，若没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什么样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3层特别意义：

（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市当然是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须失败的；

（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拥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动或离间的。”

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和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自然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实现吞并华北的侵略目标，他们认为宋哲元等人已不可靠，必须把华北变成又一个东北，才能牢牢地抓在他们手中，以便能继续推进它侵华的下一个计划和目标。所以加紧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在这一点上，可惜宋哲元、张自忠等大部份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主要领导人对和平存在的错误幻想，未能认清、警惕、查觉到这一点，快速地作出反应，作好准备。而国民党蒋介石也未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及时表达抗战的决心以坚冀察当局、二十九军主要将领之志。

其实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日寇发动战争的可能，已然提出了警告。

早在1937年4月，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说：“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的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时随地寻衅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弯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毛泽东也敏锐地预测到：“佐藤的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在我国东北组织参谋旅行演习，并派人到关内各地侦察情况。

在日本国内，近卫文麿取代林铣一郎，组成了新内阁，号称“举国一致”。标志着它可能推行“更为极端的独占政策”。“佐藤外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