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

南苑一战，虽然歼敌甚众，但二十九军伤亡也众。佟麟阁、赵登禹这两个二十九军的重要将领的阵亡，也给二十九军以沉重的打击。

因二十九军领导人前期寄幻想于和平，没有高度警戒敌人之用武力侵略，备战仓促，兵力分散；又没有与南京派来支援的孙连仲等部联结成一个防御整体，以致在实际上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缺乏援兵。南苑也终于在激战两日夜后失陷，被日军所占领。

南苑一失，北平已是门户大开不可守了。为今之计，也只有退守保定，结集兵力，再行反攻。

这时蒋介石又来电，催促宋哲元移军保定，坐镇指挥。

按照蒋介石的意见，要宋哲元即刻离开北平，不必留平津与日本人纠缠，先到保定，避开日本的勒索和包围。但宋哲元未能接受。为此，蒋介石曾派熊斌、高传珠去找宋哲元，仍未收效。于是，又召见二十九军驻京办事处处长戈定远，问明情况。最后决定派曾经担任过“华北宣传总队”总队长的刘建群作为他的特别代表，前去北平见宋哲元，劝其即刻离平去保定。蒋介石这次之所以要派刘健群去，主要是考虑到宋哲元与刘健群之间的友谊与交往，正如刘健群回忆文中所说：“有相见恨晚”、“如弟如兄的友谊范围”。宋哲元也在当初刘健群南返辞行时亲口对他说：“健群兄，请你向蒋委员长保证，我宋明轩的话，一切算数，如果有了反复，你随时可以派一个12岁的小孩来撑我的嘴巴。就算有朝一日，我要造反，如果是你健群兄来，我至少为你缓三天。”宋哲元自己也还曾说过，他对中央去北方的人比较合得来的只有三个，第一个便是刘健群。所以刘健群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刘健群和戈定远7月6日下午飞抵北平。据刘健群回忆文章说：“（北平）局势相当紧张，环境也不如从前的单纯。秦绍文兄先将我秘密招待在颐和园休息，到天黑后才派车接我入城去和宋见面。这时北平的城门已经掩门站岗堆上沙包，有如临敌，不问而知问题的严重性了。”

“和宋见面时，好像只有秦绍文和张自忠两人在坐。宋对我说：‘蒋先生要我去保定，不和日本人谈判，是不是已经准备和日本人打仗？为什么中央不派军队来？’言下对中央的准备作战是充分表示怀疑的。看宋公馆内的情形，和宋的脸色，都充分表示有些凌乱和绝对的不安祥。我于是单刀直入的向宋说：‘蒋先生要你去保定，不是单纯的要和日本人决裂打仗，但也不是不打仗。’宋问我说：‘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是凭一时灵感想出了一个很巧妙的比方。我说：‘宋先生你会不会打朴克？’他说：‘也懂一点。’我说：‘日本人的牌，是货直价实的三同，中国方面，顶多是表面上的一大对。现在日本出了钱，蒋先生看牌是输，不看牌也是输。唯一的办法，是来一下反烘。让日本人有若干分之一的顾虑，也许会知难而退，以求得万一的和解。这叫做‘以战求和’。’宋问：‘万一日本人直要看牌蒋先生怎么办呢？’我说：‘这时人事已尽，只好推翻桌子打架，不计较输赢，不问生死了。所以我说，不是一定要打，不是一定不打，中央的宣言‘和平未至最后关头，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当时党中有人主张改‘牺牲若至最后关头，定必断然牺牲。’但中央还是采用前句，足见一字一句都用尽了心血。蒋先生要你去保定，做出不畏战的姿态，也许由中央应付还有一线的希望。若果你老在北平，作焦头烂额的应付，太软了只有屈服，屈服的结果是必然的一战；太强硬了，便只有一战。都不是最好的办法。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蒋先生的用意和苦心，宋先生你明白了吗？’宋很兴奋的说：‘健群兄，你今天来说的，才是合乎人情的真话。他们对我说是蒋先生要我去保定，准备一战，不要我和日本人来往，所以我真是听得不耐烦。’接着他慨然的说：‘健群兄，现在话已说明，你先回去对蒋先生说，宋哲元绝不会卖国。现在北平城内无兵，是一个空城，我在三天之内，尽量和日本人敷衍，一面速调三团兵入驻北平，交张自忠负责主持。我便照中央意旨到保定去。’我此行的任务算是达成了。但宋回顾了秦绍文和张自忠一眼之后，又向我说：‘健群兄，照目前情况，恐怕日本人不容许延宕。战争也许不可避免，我也不留你，此刻便请你们离平回去。如果幸而无事，三天之后我必到保定，若果不幸，已发生战事，请你通知孙仿鲁兄即刻过河援我，再报蒋先生’。……”

7月28日，宋哲元在他北平武衣库私宅，召集二十九军高级将领开会，商议在现实局势下，确定下一步的对策。

参加会议的有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秦德纯、张维藩等人。

会议开始后，由于战事不利，佟、赵阵亡，大家心情十分沉重，气氛也十分沉闷。一时大家沉默着，没有人发言。

宋哲元沉思良久，见大家都闷声不啃，他只好开口说道：“局势已然如此，捷三、舜臣不幸牺牲，看来平津已是难以守住了，咱二十九军已是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委员长也发来电报，再一次催促我移驻保定指挥。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一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一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