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上午，日军占领徐州。

六十三

在徐州安全撤出的中国大部军队，纷纷按照战区长官部的布署，向西南方向豫皖山区撤退。

九十二军军长李仙洲率二十一师，先于五十九军撤出，退至徐州的南韩庄一带待命。恰巧李宗仁率长官部向南撤退也路过此地。

李仙洲前往晋见，并请示今后部队行动方向。李宗仁担心各部队先于长官部竞相溃退，于是含糊其辞地答复说：“待我们到了宋埠（位于鄂东北麻城附近）以后再说。”

李仙洲一听，心中十分不满意，嘴上虽是唯唯，心里却想，在这军机瞬息万变的时刻，日军凶猛追击, 我军或进或退，必须有坚决果敢的行动，怎能犹豫不决呢？但是没有上一级的命令，他也不敢随意行动，可又害怕日军追上，只好原地不动。

李仙洲正在焦急不安之际，张自忠率五十九军退至韩庄附近。李仙洲急忙前去报告，要求及时撤退。张自忠立即指示他向西撤。

事后李仙洲颇有感慨地对左右说：“现在下令进攻的有人，下令退却的却无人。因为要负责任。张自忠将军不顾个人利害，勇于负责，是名将风度，非同一般。”

从徐州撤退的各路军队，往西撤去。但日军追击部队，却有一部尽然先期在我撤退在大路北侧占了一个村庄，企图拦截我各路撤退部队。

几支部队撤到此处，发现敌情，搞不清日军虚实，加之各部队没有一个统一指挥的长官，纷纷停止前进，形成观望，谁也不肯先行，更不愿殿后。双方形成对峙，干耗在那儿。

这支日军，属于日军第三十九师，由该师参谋长专田盛寿上校率领。这个专田盛寿，也可算是一位中国通了，在“七七”事变以前任中国驻屯军高级参谋，与时任天津市长的张自忠见过面；“七七”事变时又作为日方谈判代表之一，多次与张自忠会晤于谈判桌前。他率领的这支日军人数不多，因而对中国数量这么多的军队，一时也不敢冒然发动进攻。他像一头凶猛的掠食者，正在等待时机，要在对方惊慌失措、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发动攻击，这样可以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斩获。

在双方干耗对峙了两小时后，张自忠率五十九军赶来了。

在这一大群番号繁多的庞大军队群里，李仙洲率领的九十二军二十一师也在其中 。因为李仙洲九十二军划归张自忠二十七军团指挥，便又来向张自忠报告敌人情况，请示办法。

张自忠听了李仙洲的报告，便让副官把各部队的指挥官请来。张自忠爽快地对各部队指挥长官道：“我以一个旅监视该股日军。请李军长率二十一师先行，你们其余各部队可以率军即刻依次而行。行动时要有秩序，大家可以议定各部的先后次序，不要争先恐后，不要惊慌、混乱。敌人之所以与我们对峙而不先行发动攻击，估计是他兵力不足，不敢轻率地和我们作正面交锋，而是想趁我大部队混乱惊慌之机发起突然攻击。只要我们大家有秩序地撤退，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我料想敌人不敢冒然发起进攻的。也许敌人会鸣鸣枪扰乱军心，只要大家不乱，就好办。我们五十九军殿后掩护，大家放心地走，敌人如果发动攻击，由我张自忠对付便是。”

于是各部队相互议定先后秩序进行撤退，果然进退有序，秩序井然。

我军各部刚一开始撤退，专田盛寿便让其所部日军作好战斗准备，等他下令即开始向撤退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

但是，他从望远镜中看到，中国军队撤退。井然有序，全无一点慌乱的迹象。他正感到惊诧之际，侦察日军又来向他禀报，说有一支估计一个旅的中国军队，已然占据有利地势，所有武器，全都对准我皇军。

专田盛寿一听大惊，忙问道：“你们可探听明白，武装戒备监视我们的是什么人的部队？”

“报告长官，我们已探听明白，是张自忠的五十九军。”

专田盛寿一听，神色呆了一下，跺脚叹道：“罢了，怎么会是他！？看来，我们这次袭击中国军队的行动，只好放弃了，唉！”

旁边一个日本军官不明白究竟地问：“为什么是张自忠，我们便要放弃这次突击计划呢？”

专田盛寿道：“你当然不明白，我还在驻屯军时在天津、北平就和张自忠打过多次交道，他是一个十分可怕的对手和敌人。在他已有备的情况之下，以我们这里的兵力同他硬碰，那是要吃大亏的。”

各部由于张自忠的正确指挥和掩护，都得以安全撤退。日军也没有敢轻举妄动。

当时在场的军委会联络参谋李诚一亲历现场，后来回忆说：“张自忠予人以安，自己处在危境，真名将典型。”

20日，五十九军行至肖县西南杜楼时，遇到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两个炮兵营，因与主力失去联系，该部官兵惊慌失措，想弃炮而逃。张自忠闻讯，即把两个营长找来，对他们说：“慌什么！炮不准弃。我派队伍掩护你们，跟着我走好了，到许昌后你们再返回本部就是。”

两位营长见张军团长不慌不忙，便定下心来，带领部队加入五十九军行列。

在这次撤退中，张自忠对五十九军宣布了如下措施：

一、在所属部队中，让临时所属的友军先行，自己亲率本部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