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曾国藩很快就看到了曙光。十一月二十二日，湖北官军水陆大举，攻克武昌、汉阳两城，乘胜东进。都兴阿的骑兵、李续宾的步兵、杨载福的水军水陆并进，沿江太平军望风瓦解。十二月份，湘军水师再次出现在九江江面，将敌船全部焚烧或缴获。湘军陆师也驻扎在九江城外，骑兵和步兵控制了小池口，兵威鼎盛。

在湘军水陆主力开进江西之时，赣西的官军已经攻克了若干县城，军势大振。进入咸丰七年（1857）以后，曾国藩本可以在江西大有作为，但是命运之手在这时打断了他的事业。咸丰七年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瑞州接到父亲曾麟书去世的讣告。曾氏兄弟决定回家治丧。五天后，他驰折奏报丁忧开缺。又过五天，他与曾国华从军营启行，八天后回到湘乡荷叶镇。几天后，曾国荃也从吉安军营回家奔丧。

曾国藩运用他一贯鼓吹的“挺经”，在极为艰危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七百多个日子，当他终于要挺过黑暗的岁月时，却因丧亲的意外事件从军旅中脱身出来。如果他就此放手自己组建的湘军，就此离开镇压太平天国的前线，他就没有办法完成咸丰三年为自己设定的宏大目标，而他也就不会以打垮洪秀全的湘军大帅名留青史。

所以，曾国藩注定还会出山，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

祸兮福所倚

曾国藩因父丧奏请丁忧开缺，咸丰皇帝并未同意，只是批给他三个月的假期。假期届满时，曾国藩又奏请开缺守制，皇帝驳回他的请求，令他假满回营，为国效劳。但曾国藩再次请求开缺，并借机向皇帝发了一通牢骚，说他在办理军务时，堂堂一个兵部侍郎，权力竟然不如提督总兵，而且受到地方大员的轻视。他所奏保的有功人员，也只能得到虚衔，不能得到实职，难以调动将士的积极性。曾国藩这番牢骚一发，咸丰皇帝不再勉强他，于是准了他的折子。

曾国藩在家里待了大约十六个月，战线已经向东延伸，石达开带领大军进入了浙江。咸丰八年（1858）五月份，朝廷决定起用曾国藩，令他带领湖南援赣军开往浙江增援。

曾国藩接到谕旨后，于六月七日从家乡启行，过湘乡，抵长沙，与骆秉章和左宗棠会商军事。此时见到曾国藩的人，无不发现他变得和蔼谦逊了。据说他刚到长沙就想好了十二个字的做人方针：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这说明他开始疏远法家，接近老庄柔术。他说：“我的学问，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

曾国藩不仅拜访湖南的地方官员，还特意向多次批评他的左宗棠示好，请左宗棠书写篆联，表明他此时有了更加开阔的胸襟。曾左二人在冷战之后又回到了往日的好时光，曾国藩主动铲除了两人关系中的癌细胞。

曾国藩的朋友欧阳兆熊认为，曾国藩这次出山，正是靠着大玩柔道，才能完成镇压太平军的大业。曾国藩在家没有闲着，他一定仔细地研究过往日失败和不顺的教训。经过在家一年多的反省和修炼，他似乎已把黄老之学吸进了骨髓，从此放下了清高的架子，即便立了大功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有一次，他再次显露曾氏诙谐，对欧阳兆熊说：“以后如果有人为我写墓志，铭文我已经想好了：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灵活运用传统学术的各种流派，以达到自己追求的目标，正是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如今他看到了柔术的好处，对内有利于他游刃于充满倾轧的官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外则有利于他瓦解敌军，涤荡敌军的意志。为此，他愿意改变自己以往的做派，以崭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

曾国藩在长沙盘桓几天，于六月下旬乘舟抵达武昌，又听取胡林翼的意见，“事无巨细，虚衷商度”。八月八日，曾国藩抵达河口军营。由于石达开的太平军从福建返回江西，曾国藩没有进军浙江，而是领兵南下，在江西建昌设立大营，四面照顾。

此年十月，李续宾在安徽三河镇殉难，湘军折损六千人，精锐丧尽。官文奏请曾国藩移师增援安徽。但是曾国藩的部队疾病流行，难以跋涉长途。朝廷令胡林翼领兵增援皖北，又令曾国藩根据战局自己决定向何方进兵。

咸丰九年（1859）正月，曾国藩在建昌营中奉谕旨统筹全局。他复奏道：从他周边的几个战区来看，安徽军情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他主张重点进攻安徽，在长江两岸各置重兵，分为水陆三路，向东推进。攻击皖南，可以为金陵的官军减轻压力；攻击皖北，可以为庐州的官军减轻压力。他自请担任长江南岸的攻击任务，把兵力扩充到两万人。

很明显，曾国藩的这个主张，是为了让自己回到攻克金陵这个终极目标的正题上去。他此次出山，所带兵力只有张运兰和萧启江两部，并未统辖湘军陆师主力和水师，而执行的任务主要是对付石达开流动于福建和江西之间的部队，对于建军之后便立志一肩挑大任的曾国藩来说，这个任务未免偏题了，他必须把自己的位置挪到长江之滨，才能回归核心的使命。

值得曾国藩庆幸的是，朝廷认同了他的沿长江向东节节推进的主张，令他等到南方战区局势稍微松缓之时，再挺进湖北与安徽交界之处，着手筹办大局。

曾国藩奉到上谕，又开始踌躇满志，不料朝廷的意图又有了变数。由于石达开从江西进入湖南，包围了宝庆，湖广总督官文探知石达开有进入四川的意图，奏请朝廷令曾国藩带兵赶赴四川夔州一带择要扼守。朝廷决定采纳他的提议，令曾国藩前往湖北，走江路奔赴夔州。

这次调动明显不利于曾国藩实现终极的目标。他的目标在长江的东端，而他现在奉旨向长江上游开进。而且他心里还有另一种委屈：此次出山，朝廷没有给他任何名分，既非封疆大吏，也非钦差大臣，连团练大臣、兵部侍郎都不是，他的官印只能刻上“前兵部侍郎”。朝廷在多个战区都靠着他一手缔造的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却不让他这个湘军大帅手握大权，而且还把他当个救火队长使用，东调西遣，难道他多年潜心谋划，吃尽了苦头，就落得一个走卒的下场？此时他情绪颇为低落，行为更加低调。他手下的萧启江所部已经增援宝庆去了，他索性令张运兰也返回湖南，打算只带六千人溯江西上，到宜昌驻扎，守住两湖的西路。

曾国藩的遭遇，令很多人感到寒心。胡林翼为他打抱不平，上疏请求朝廷任命曾国藩为四川总督。但是，朝廷只要曾国藩西行，却舍不得给他总督的官位，真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