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流勇退

大约从湘军攻占安庆的时候开始，曾国藩就不得不考虑大功告成之后的处境。这时湘军势力大盛，有人向他劝进，要他坐拥半壁江山做皇帝，然后把大清皇帝赶下台。据野史记载，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王闿运等人，都先后试探过他的意思。这很可能不是纯粹的无稽之谈，至少曾国藩的日记中记下了他见过王闿运之后的躁动不安。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以断言曾国藩绝对不会同意去做大清皇朝的叛逆。谈到曾国藩不愿自称做皇帝的原因，人们往往分析说，曾国藩也许是担心自己在湘军当中缺乏号召力，也许他担心湘军打不过旗营和绿营，也许他不愿继续打内战，致使生灵涂炭。其实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乃是曾国藩不想自毁形象。他已经把自己塑造为大忠臣和大儒圣哲，这个形象一点也不比皇帝逊色。如果他对清王朝造反，成功了，他会成为驱逐异族统治者的英雄；但若失败了，他就什么都不是，只会被人骂做乱臣贼子，他一生对自我形象的辛苦营造就毫无完美可言了。

湘军攻克金陵以后，曾国藩的权势如日中天。朝廷不给他封王，甚至不封他为公爵，明显地向他表达了慈禧对他的疑忌。曾国藩决定自释兵权，裁撤湘军。尽管当时西部有回民起事，北方有捻军驰骋，南方还有太平军的残余，曾国藩已不愿再置身于战争的漩涡之中，也不让自己的直系部队再次踏上征途。

也许从咸丰八年（1858）曾氏兄弟再度“夺情起复”的时候起，曾国藩就想好了功成身退这条路，因为他已按照老庄人生哲学的思路理解了成功的最高境界。他已经修炼到了荣辱不惊的层次，尽管在权势炙手可热的时刻，他也不会头脑发昏，给人家留下把柄，惹来杀身之祸。曾氏兄弟在金陵取得的胜利给他们带来了无比的荣耀，也使他们成为众矢之的。幼天王洪天贵福逃走了，传说中金陵所有的巨大财宝不见了，也有人指责湘军在进城后杀人如麻，凶残如兽。这些都是有可能把曾国藩涂成乌黑的颜料。怎样才能躲过一齐射来的明箭和暗箭？最好的办法就是解除自己的武装，尽快地隐退到政坛，不再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湘军攻克金陵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就下令裁撤湘勇二万五千人，只留一万人防守金陵，另留一万五千人在安徽机动作战。大约三个月后，又决定将湘军裁掉百分之八九十，随后曾家军逐步解甲归田，其作战任务交给淮军接手，“湘淮代兴”就此完成。

曾国藩此后尽可能地置身于战争之外。同治四年（1865）五月，他奉旨北上指挥对捻军的作战。其间他表现得很不积极，多次称病请假休息，并力争让更多的人来分担剿捻的任务。如此拖了一年半的时间，到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清廷索性让他返回两江总督任上，由李鸿章来接手剿捻的总指挥。

曾国藩脱离军事以后，致力于制造轮船，购买机器，兴办洋务，筹办水利工程，恢复科举，为陕西的左宗棠湘军和湖北的李鸿章淮军筹饷。他在两江任上待了十几个月，于同治七年（1868）调补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六月，他奉旨处理天津教案，由于担心洋人开战，处死国人以满足洋人的要求，遭到朝廷清流派和社会舆论的反对，令他十分郁闷。不久奉上谕调补两江总督，离开了天津这个是非之地。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午后，曾国藩在总督署的西花园中散步，儿子曾纪泽在一旁照顾。曾国藩连声呼喊脚麻，曾纪泽搀扶他回到书房，端坐三刻，溘然逝去，享年六十一岁。他虽然称不上长寿，但走得十分舒适，也算是圆满结束了人生。

曾国藩一生追求完美，在战争中建立了罕见的勋业，并且成功地避免了鸟尽弓藏的权谋陷阱，连同他的家人一起，被他效忠的王朝褒扬为一门忠义，旷代勋臣。从人脉关系而言，他在生前已安排下了继往开来的格局，门生故旧遍天下，许多人在他的庇荫下名利双收，对他感恩戴德。他积极推动洋务运动，制造新式武器和轮船，把中国学子送往西洋留学，被视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措施。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学者和教育家，人们认为他开发的一整套家教理论和方法有助于后辈成才发达，热衷于研习效法。从这些角度来看，他的一生真是完美无瑕，令人羡叹不已。但尽管如此，他借以扬名于世的军事生涯，仍然给他带来了许多骂名。只要太平天国的事业能够得到人们的同情，曾国藩这个名字就等同于镇压反清农民运动的刽子手，甚至是“元凶”。这是湘军大帅在追求完美功勋时不可避免留下的硬伤，再一次证明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的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