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运现券

不少文章谈到了我当年参与国债买卖的故事。在王安写的《股爷您上坐——大话中国证券市场10年》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阚治东很是得意的一单生意是——１９８９年，中国人民银行一家北方信托公司听到风声，人民银行所属的信托公司都要撤销，但是他们库里还压着１ ０００多万国库券。那边的人便想到了工商银行上海信托公司，火急火燎地给阚治东打来电话：我们公司要撤销了，大家都来要钱，而国库券又无法一下子变成现金，请你们帮忙解决。对方报了个价，阚治东觉得很合算：好，１ ０００万国库券我们都要了……这１ ０００多万元国库券为阚治东赚了百万元以上的利润，也为申银公司的原始积累打下了底子。

应该说，王安写的事是真的，只是传得多了，到他那里不免有些走样。

说到我们与北方那家信托投资公司的那笔国库券交易，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１９８９年冬天，国家发文规定，全国各地信托投资公司，除保留有限几家外，其余一律撤销。这个文件是面向全国的，在这前面也曾有几次要求撤销部分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但实际执行时发生了变化，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还是保留下来了。因此，鉴于历史上信托投资公司几上几下的经验，全国不少地方对国务院关于撤销全国部分省市信托投资公司的文件采取观望态度。

那一次，北方某省态度积极，即令省里几家信托投资公司限时关闭。那家信托投资公司名列撤销行列，公司的总经理打电话给我，说他们库里有１ ８００万国库券不好处理，希望我们帮忙解决。那几年，北方城市市民的金融意识较南方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我去过北方城市的国库券买卖柜台，有些市民往往是喝酒时想起酒钱，就拿几张国库券到证券业务部，也不问价，换几个酒钱就行。当地国库券买卖柜台的经营手段也不灵活，买卖差价搞得很大，有的差价达２０元以上，好像故意让人卖出而不要买进似的，不少信托公司证券部由此积压了大量的国库券。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并不怕积压现券，他们清楚这些现券的到期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但是，那家信托公司碰上了全面清盘，就不得不解决这些库存国库券了。

通过电话，我向那家信托公司的老总详细询问了那批国库券的品种和价格情况，得知大部分是１９８６年７月１日对个人发行的国库券，年利率为１０％，5年后一次偿还本息，也就是说，到１９９１年７月，这批券每百元连本带息值１５０元。我问对方打算卖什么价格，对方答１０５元左右。我知道对方开出的价格是有还价余地的，那几年国库券的投资价值不受重视，这批券对方柜台的收购价估计是９０多元。我更清楚这批券在上海的价格已达１２０元左右，也就是说，即使答应对方的开价，这笔买卖的差价也有２５０多万元，如果压在库里，到期兑付连本带息为２ ７００万元，我们资金占用实际年收益率达２５％以上，扣除资金成本，其实际收益在５００万元以上，远远高于当时其他投资的收益。

考虑到这些，我让对方稍等，容我们商议一下再作答复。我当即把这一情况以及个人分析向公司总经理李志道作了汇报，获得了他的支持，并决定不讨价还价，直接答应了对方的开价。对方听了我的答复很是高兴，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去，我答应当天下午即派人携银行承兑汇票飞过去，对方对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这么大的一笔交易作出决策，甚为惊讶和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