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股票市场出现的情况，我们向有关部门反映：“股票市场由冷转热，还有三个因素不容忽视：一是上市股票太少。目前上市股票仅为7种，总股份1242万股，其中实际可供流通的个人股为557万股，平均全市20人分不到一股，随着对股票有兴趣的人越来越多，求大于供，股价上扬则是必然结果；二是股票买卖有利可图。日本的上市公司现在市盈率在50倍以上，深圳股票在20倍，而上海以电真空为例，按去年盈利计算只有153倍，因此投资者认为上海股票仍有潜力可挖。三是股市有关法规不完善。”

这些反映和建议，推动了此后上海股票的大规模增发工作。

杨百万状告阚治东

前面谈到的杨怀定也是股市中的传奇人物，我有他早期的一张名片，上面写着：上海平民股票证券职业投资者。百万富翁与平民是挂不上钩的，号称“杨百万”的杨怀定特意注明“平民”二字，意思可能有两层：一是出身平民，没有什么背景，今天的成就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二是区别于我们这些官方批准的证券经营机构。他称我们是官方，而自称平民。

上海早期通过股票市场发家的不少是地地道道的平民。据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员工说，有一个叫“小山东”的人，原是他们门前摆水果摊的，耳濡目染，对股票了解不少，于是把做水果生意的钱投入股市，最后成了上海小有名气的股票投资者。这类例子很多，可能也是穷则思变的缘故，越是相对不富裕的人越是敢于冲进股市。记得当年在申银证券公司决策异地营业网点建设计划时，大部分人主张把第一批异地网点建在相对富裕的城市，因此我们的第一批网点中有温州、佛山等城市，但很快发现这些城市的营业部，其经营状况远远不如一些欠发达城市。

当时混迹于上海股票黑市中的很多人并不是股票的最终买家，他们背后有庄家，有些小庄家后面还有大庄家。这些人本身没有本钱，只是根据庄家的指令用庄家的钱收购股票，自己从中赚取佣金。有点本钱的小庄家则与大庄家采取协议的方法，自己在市场上压低价格收购，然后再以较高的价格卖给上面的庄家。这种协议的方式常常引出纠纷。

1990年，杨怀定一纸诉状将申银证券告上静安法院，被媒体称为惊人之举。3个月后，静安法院受理此案。有媒体还以“杨百万状告阚治东”进行炒作。当年有文章认为此案扑朔迷离，其实案情并不复杂，就与那次股票黑市买卖有关，原本与申银证券无关。

1990年，财大气粗的深圳人涌至上海。一位名叫邱伟建的深圳人把杨请到百乐门酒店。邱委托杨代购电真空股票。8月20日，两人来到申银证券威海路营业部，以吴梅贞、蔡信忠二人的名义存入25万元。9月7日，杨把这笔款划至深圳人蔡彪的名下。

不久，两位深圳人手持蔡彪的亲笔委托函，要求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把他名下的25万元存款冻结，写明这笔存款未经他同意，任何人不得提取。因为存款人与出具委托函的人的身份证明一致，威海路营业部受理了委托函所要求的事项。

同年10月11日，蔡彪给申银证券寄来挂号信，称25万元系他所有。蔡随后又在《文汇报》上刊登了挂失启事。

杨怀定认为，申银证券为了达到胁迫他赔偿邱伟建的目的，无理拒付属于他的钱款，状告了申银。

威海路营业部要求蔡彪本人来上海解决争执。蔡出示了一张杨怀定亲笔写的字据，字据内容大意是：杨应在某月某日前向深圳蔡某交付电真空股票数百股，每股价格４００元，深圳蔡某事先把应付款项存入申银证券公司威海路营业部，杨交付股票后方有权动用此款等等。从这张字据内容看，事情很清楚，深圳蔡某委托杨以每股４００元的价格收购电真空股票，然后通过我们的威海路证券业务部清算交割。据广东方面称，杨收进这些电真空股票后，向蔡某仅交付了一小部分，见黑市中电真空股票价格已突破４００元，便推托不愿再交付剩余股票，提出可以退钱，深圳人盛怒之下把整个款项冻结。此事上了法院，花了一年时间，最后通过司法调解解决。

杨状告的是申银证券，在一些记者眼里，阚治东就是申银证券。我对其中的细节并不是很清楚，更不认识其中涉及的任何一个深圳人，接受挂失的做法，也是银行通常的做法。

时隔近20年，在北京“联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的简称）举办的“中国证券市场17年深圳座谈会”上，我和杨怀定碰上了，回忆起早期证券市场都感叹不已。当年精壮的杨怀定已经显老，由儿子陪同参加会议。见面后，杨怀定拉着我与他们父子合影一张。我知道，作为早年股市历史人物的杨怀定，很注意自己的公众形象，在很多场合都声称自己从未参与国债、股票的黑市交易。我在这里道出此事，并非要与杨怀定先生过不去，只是讲述一段历史故事。说起来，早年通过股票市场发家的人中，又有几个没有黑市淘金的经历？

发生在１９９０年的上海股票黑市延续时间不是很长，随着流通中股票的增加慢慢萎缩，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彻底消失。今天回过头看，股票黑市固然有它的负面效应，但它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上海第一批股票的价值，培育了上海第一批股票投资者，使股票市场在上海首次得到人们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