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真空电子股票来源于人民银行掌控申银证券公司时所做的唯一一笔承销业务。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全资设立申银证券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开展过任何业务，原因是龚浩成行长不让他们做。学者出身的龚行长一开始就不同意人民银行自己办证券公司，他说：“人行办什么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管理部门，以后自己管理自己？这不是胡闹吗？”那几年，机关办公司、搞三产成风，几乎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都办了公司，人民银行也难例外，但龚行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那次承销真空电子公司增发的股票数量并不大——１８万股，每股１０２元人民币，分到申银证券只有４5万股，本不算十分困难的业务。不料，此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那段时间，大部分人工作的心思都没了，谁还会关心股票市场？我们的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以下，电真空的股票则跌到了七八十元一股的水平，因而１０２元一股增发的电真空股票怎么可能有人要？规定的承销期结束，申银证券一股都没卖出去，其他三家的销售情况也不可能好。记得当时海通的汤仁荣，万国的管金生都来找过我们，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与真空电子公司交涉，以图推卸包销责任，因为这两家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也就是一两千万元人民币，要把那些股票全部吃进确实有困难。真空电子公司当然不会同意我们悔约，各家只能付了钱，把股票搬到各自的金库里。

到了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借壳”申银证券公司之时，这批真空电子的股票就成为“借壳”的主要障碍。

当时，上海的股票都在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交易，上海股市已经悄悄趋热，我们手中又持有大量在股市低迷期自营买进的股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每只股票的价格可以通过自营买卖的方法进行调控。根据我的吩咐，静安证券业务部始终把电真空的股票价格控制得很好，直至我与吴雅伦谈这批股票的转让价格时，电真空股票的每股价格只有８０多元。我估计吴雅伦提出价格可以商量，是怕我们不同意按１０２元的发行价接手。但令吴雅伦意外的是，我主动提出以每股１０５元的价格接手这批股票。我的解释是，人行对工行信托公司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在电真空股票的问题上不能让人行吃亏，你们吃进这批股票的价格是１０２元，加上这段时间的资金成本应该是１０５元。我对他们说，不要管我们这么高价格吃进这批股票后怎么办，反正我们已经积压了不少股票，多一点少一点一个样。吴雅伦听了我的表态和解释，立即向行领导汇报，这个皆大欢喜的方案令申银证券的转让交接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１９９０年9月，我们正式接手申银证券公司，整合信托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建了专业的证券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与信托投资公司的黄贵显、胡瑞荃、虞志皓、陆文清、王秉森、朱德明、郭纯、顾汉耀、俞燕国、王文星、姜华等十多名干部以及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的严祖民、黄毓玲、李静宜、边晓敌、徐小谷等全体员工一起走上专业证券公司的创业之路。

人民银行送申银证券几幢楼

关于以105元的价格接手这批电真空股票，我们内部其实早有商量：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已经接近１００元一股，而且价格还有往上涨的趋势。我们判断，如能以１００多元的价格拿到这批股票，肯定会发笔小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