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视野，使我非常感动。傅雷夫妇的追悼会时，傅聪手中捧着傅雷夫妇的骨灰盒。按照“文革”时的规定，像傅雷夫妇这样的所谓的“自绝于人民的人”是不能留骨灰的。但傅雷夫妇的骨灰能保留了下来，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有个素不相识的姑娘冒称傅雷的干女儿，去火葬场一定要把傅雷夫妇的骨灰领走，就这么将他们的骨灰保存了下来。

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来到傅雷夫人的哥哥朱人秀的家中，向他打听这个姑娘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他告诉我，当时这个姑娘去他家时戴了个大口罩。朱人秀告诉了我这个姑娘的住址。我后来为她写了篇报告文学就叫《戴口罩的姑娘》。那天我循着得到的地址，去这个姑娘家找她。虽然开始没有碰到她本人，可她妈妈在。老人家很热心地向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她们家很小，大概在十平方米吧，住着她、她妈妈和妹妹三口人。谈了一会儿，这个姑娘回来了。当我说明来意，被她一口回绝，说这个事情没什么好谈的。在我再三恳求下，她终于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写她的名字，仅用“她”代替。

其实她和傅雷一家没什么瓜葛。她姓江，父亲是上海的一位画家，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而她的老师也在同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她坚决不肯“揭发”她的老师，也因此成为了“严重右倾”的人。她非常喜爱傅雷的译著，也很喜欢音乐，学过钢琴，听过傅聪的钢琴演奏会。在“文革”中，她听说傅雷夫妇自尽的消息，非常震惊，到江苏路那里想去看看，得知傅雷夫妇在火葬场里骨灰都不能保留。她非常着急，连忙赶去火葬场，想领回傅雷夫妇的骨灰。但非亲非故的，不能领取骨灰。于是她又到朱人秀家中，征得同意后，以干女儿的名义，保存了他们的骨灰。

同时，她又感到非常不平。她听人说傅雷临死的时候还是说自己是爱国的，于是以自己的名义写了封信给周总理，希望能给这位爱国的知识分子一个公正的评价。在落款的时候，她留了个心眼，落了个假名，姓“高”。这封信没出上海就被“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给扣下了。拆开一看，作为重大案件来追查。她的字写得非常漂亮，文笔也很好，于是他们认为写这封信的人肯定是傅雷的好朋友。最后追查到朱人秀处。朱人秀告诉他们，信是个年轻的姑娘写的，听说她也学钢琴，而且她的钢琴老师住处离傅雷家不远。当时专案组凭这么句话找到了她的钢琴老师，从而找到了她。一天当她回家时，发现家中坐了很多陌生人，便知事情不妙。果然她被隔离审查了。审查期间确认了字是她写的，但她与傅雷并无瓜葛，事情到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但年轻的她当时遭遇了这么件事情，她的青春也被耽误了。因此到现在她还是独身，尽管她已经退休了。现在她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还出了自己的书法集。我非常敬佩这样的一个女性，尽管她和傅雷家没有任何关系，但在那样一个时刻她能够挺身而出，保全了傅雷夫妇的骨灰，这也是《傅雷家书》精神的折光。

由于事先答应了不提起她的名字，我在写她的报告文学中始终没有提及，而是用“她”指代。她还有个条件：不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于是我当时在福建一家杂志发表。但福建的杂志还没到上海呢，就先被上海的《报刊文摘》转载了。我记得那天下午刚到家不久，门铃声响了。戴大口罩的姑娘一进来，脸色就不好看，说我违反了当初的约定。我的解释是，我确实在外地的杂志上发表的，但谁也想不到上海的《报刊文摘》会转载。后来她也表示了理解。从此我们保持着很好的友谊，她几次搬家我都去看过她。

前几年傅敏来上海，再三要求见一见这位姑娘。我和她取得联系之后，陪着傅敏一起去看她。那时她已经退休了，在教一个日本学生书法。傅敏想说些感谢的话。可她说：“你不用谢，我也不要你感谢。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当时也不会做这些事情。”所以她尽管做了这样一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