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更需要冷静的理智，唯有经过铁一般的理智控制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对艺术有真正的贡献。(傅雷致傅聪。1957年3月18日于北京)

是的，像北京长安街那样平坦笔直的人生道路，恐怕是没有的。傅家三代 傅鹏、傅雷、傅聪，都是命运多戾。“名高毁所集，言巧智难防。”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1959年初，在傅雷的书房里，保姆把一杯清茶放在客人面前。

自从错划“右派”以来，傅雷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门前冷落车马稀”。尽管如此，有两个人常来：一是朱梅馥的胞兄朱人秀，二是挚友周煦良教授。正因为这样，傅雷在1959年11月5日填写的履历表的“社会关系”一栏内，总共三位，即上海的朱人秀、周煦良和北京的楼适夷。

此刻坐在书房藤椅上的是周煦良。解放前，他们一起合编过《新语》半月刊。解放后，两家仅一箭之遥，过从更密。周煦良是作家、文学翻译家、教授，而且与傅雷一样是《文汇报》的社外编委，跟傅雷有着许多共同语言。

往常，周煦良一来，海阔天空，无所不聊。然而，这一次他手中捧着茶杯，一口也未喝。沉默良久，他放下茶杯，从藤椅上站了起来，在书房里踱着方步。

敏感的傅雷从周煦良的反常的举止，预感到不祥的征兆。

尽管周煦良事先已经打好腹稿，选择好最为婉转的词句，以求尽量减弱对傅雷的“冲击波”，然而此刻他在傅雷焦灼的目光下，乱了方寸。

那是在昨天，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叶以群特地来到周煦良家，把一份内部简报拿给周煦良看，他说：“组织上考虑到你和傅雷很熟悉，由你转告，比较合适。另外，请你转达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 各人做事各人当。不会连累他，请他放心。 ”

周煦良欲言又止，在傅雷面前迟疑再三，终于说出了那具有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

如同五雷轰顶，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虽然周煦良说了许许多多宽慰的话，还是无法减轻傅雷心灵的痛楚。

他不思茶食，倒在床上。向来，他“早上一起来，洗脸，吃点心，穿衣服，没有一件事不是用最快的速度赶着做的；而平日工作的时间，尽量不接见客人，不出门；万一有了杂务打岔，就在晚上或星期日休息时间补足错失的工作。”可是，此刻他撇下工作，什么也不干了。

第二天，也未吃早饭、中饭 他陷入无言的悲痛之中。

傅聪是他的爱子。“孩子，世界上像你爸爸这样的无微不至的教导，真是罕有的。”然而，一想到爱子居然出走伦敦，他不寒而栗!

自从他受“批判”、成了“右派分子”的消息传开之后，“左”的灾难波及到正在波兰留学的傅聪。“有其父必有其子”，傅聪在留学生中也成了“批判”对象。

楼适夷先生对笔者谈及傅聪出走的一些内情：

“那次傅聪回国，时间紧，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不放心，打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聪。我马上去马思聪家，见到了傅聪。我已经好久没与傅聪谈话，发觉他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他在闲聊中跟我谈到了苏联问题、波兰问题，等等。我当时就劝告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回去后，我遇见文化部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一听，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显然，钱副部长的有些话说重了。傅聪回到波兰之后，没多久，就接到回国的通知 离他毕业还有半年。其实，这个通知与钱俊瑞无关。可是，这使傅聪心中产生很大的误会，以为要调他回国下乡劳动，而他弹钢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就会大大影响他的琴艺。这个误会，也是使他产生出走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