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自1979年4月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1982年5月首访台湾以来，他不断穿梭于海峡两岸，为两岸的听众奉献琴声。（图41）

傅聪已成为受到海峡两岸欢迎的音乐家。

在1982年12月16日傅聪被中央音乐学院聘为兼职教授之后，1988年5月18日傅聪又被上海音乐学院聘为客座教授。

一次次重归中国大陆，傅聪不像第一次回来时那般拘谨。他很坦率地说：

“我热爱音乐。能把一生奉献给这么美的艺术，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幸福，而且也是一种宗教。有了音乐，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搞音乐必须有天分，还要有像宗教一样的献身精神，二者不可缺一。

“国内现在有些人望子成龙心切，强迫孩子练琴。我对孩子的最大愿望是希望他们做一个正人君子，仅此而已。

“国内交响乐等严肃音乐不景气，我深表忧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充分体现出对教育、艺术的重视，要肯花钱。一个国家的精神面貌无形中受到高层次艺术的熏陶。中国是古老的 礼乐之邦 ，向来是重视音乐的。

“对于年轻人纷纷出国，在我看来，不赞同出国捞大钱、发大财那种人；我同情和理解那些出国求学深造的人。我的内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我的根、我的心在这里，我是很想真正回来，为国家做些事情，另一方面，我又实在没有这个涵养，自己觉得 不及格 。所以我感到惭愧。因此，不管怎样，我还是要回来的，尽力多做些事情。

“我认为，中国大陆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这是可喜的。但要改就得彻底地改，要开就得彻底地开。眼下的状况还不能令人满意。要办一件事，层次多、中间环节多、扯皮多，难得很。 ”

一次次访问台湾，傅聪的情绪也不像第一次去的时候那么紧张。

1987年4月1日，傅聪在台北市中山堂公演时，由于后台变压器的噪音过大，中场休息时他要求下半场关掉电源，改用蜡烛照明。他在烛光下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音乐会。一则没有噪音干扰，一则在昏暗中人们更聚精会神谛听琴声，演出效果竟远远胜过上半场。演奏结束时，全场掌声雷动。

也正是这次在台湾演出，一桩小事，给傅聪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演出时弹了一首肖邦的小夜曲。散场后，一位女学生到后台找到我说： 你弹的肖邦那首曲子的中间一段，有点像苏东坡“十年生死两茫茫”这首词的境界 。我回去后一琢磨，觉得她讲得有道理。我的演奏启发了她，她的联想又启发了我。以后，当我再弹到这首曲子的那一段时，感觉就确实不同了。联想对任何艺术都是有好处的，包括音乐、美术、舞蹈、建筑等各个方面，它开拓人的思路，启迪人的灵感。”

这次赴台前夕 1987年3月28日晚上，他在美国纽约红楼饭店答记者问时，答复了“您多年来拒绝去台湾演奏而现在一次次去台湾”的问题。他说得很直率：

“这里有两个道理：第一，我回大陆前绝对不会去台湾。我没有去大陆先去台湾，如果被当成 反共义士 加以宣传，我就百口莫辩；第二，我去了大陆之后则一定要去台湾，因为我承认这是一个永恒的中国。”

傅聪往返于海峡两岸，在他的头脑中也就产生了彼此的比较。

傅聪说，就音乐人材的培养而言，“大陆这方面比较有系统有组织，而台湾则倾向自我发挥。希望海峡两岸在这方面能互相取长补短。”

他还说：“钢琴虽然是西方人发明的，但钢琴人材并非仅在西方人中产生。中国是出人材的地方。中国音乐界有很多聪明人。如能在教学方法、器材方面作些改善，中国不难成为音乐人材辈出的国家。” （图40）

1988年7月，傅聪的长子凌霄24岁，在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毕业，傅聪专程赶去参加了他的毕业典礼。傅聪说：“他在美国这些年，我一次也没有去看过，欠了情。小的叫凌云，12岁，属龙的。凌云这个名字起的不理想，好像有点武侠小说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