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在某一个学期的课程中，向他的学生展示了著名的大猩猩实验。一个星期以后，其中一个学生告诉克里斯，她把实验用的录像资料带回了家，在她的家庭成员中简单地重复了实验，结果她的父母都没有看到大猩猩，倒是她的姐姐看到了。于是她的姐姐就自豪地向其他人宣布，她是家里最聪明的一员。丹也经常收到一些电子邮件，询问“为什么自己看不到大猩猩，而自己的孩子却能看到”，或者“是不是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看到大猩猩”。一位基金经理在知道了我们这个实验后，也开始在他的员工中进行实验，他仔细研究实验结果并找到丹，希望探讨关于此事的一系列问题。

很多参与过大猩猩实验的被试都把此实验看做智商或者人格之类的测试，或是认为人类性格某方面的特点决定了被试是否能看见大猩猩。丹在帮助NBC制作有关大猩猩实验的节目时，此节目的制作人就曾经预测，那些从事对细节要求很高的职业的人应该更有可能看见大猩猩，于是便在重复实验之前要求被试填写职业相关信息。

其实，能否能看见大猩猩的最有可能的决定因素还是来自个体差异。如果能找到那些在实验中经常看到大猩猩的人，就可以找到他们为什么会对无意视盲“免疫”，从而找到更深层次原因，最终使那些看不见大猩猩的被试变成能够看见的人。

对于所有人来说，单任务才是最简单的。至今为止，我们对无意视盲中出现个体差异的原因还不确定。理论上说，每个人的注意资源应该是不同的，拥有更多注意资源的人就应该更有可能在完成计数任务的同时看见大猩猩。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注意资源是与智商高度正相关的。但是从众多重复实验的结果中，我们并不能看出高智商人群的成绩比一般人群的好。例如，在我们认为是精英人群的哈佛大学，这里的学生的实验结果与其他普通大学生的实验结果就没有差别。

根据诺基亚公司的一项网上在线调查结果，60%的男性与女性调查者都认为，女性对多重任务工作更在行。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女性就应该更有可能在实验中看见大猩猩，但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却并不支持这种流行观点。实际上，没有人对多重任务工作更在行，因为对于所有人来说，单任务工作才是最简单的。

有一种推测应该更合理：人类在认知上确实存在个体差异，而且这个差异也是完成任务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其他因素——例如智商、受教育程度等，并不是影响因素，更不是决定因素。

丹和他的学生最近通过一项实验来验证这个假设。丹首先利用“红色大猩猩”实验的程序进行实验，然后要求被试对实验任务的难度进行评定。丹发现，那些认为实验任务比较简单的被试发现大猩猩的概率并没有更高。很明显，发现预料之外事物的能力与注意资源的多寡无关。也就是说，训练人们注意能力并不能提高看见预料之外事物的概率。如果是没有被预料出现的，人们就很有可能看不见，无论他们有多么好的注意能力。

到底哪些因素影响我们看到大猩猩？我们非常确信，没有人能够总是看见那些预料之外的事物，也没有哪个人会一直受到注意错觉的困扰，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环境和背景中，就算是同样的人的表现的结果也是各异的。

上千个行人中只有7个人停下来欣赏贝尔的音乐，他们驻足的原因是各异的：其中一个人刚好在一周以前听过贝尔的独奏音乐会；还有两个人也同样是小提琴演奏家。这三个人都具有非常好的音乐素养，这能帮助他们在匆忙、嘈杂的环境下发现贝尔美妙的音乐。其他4个人能够听见贝尔的琴声的原因，也是各不相同。

其实，已经有很多实验支持这样的推测了。在最早的大猩猩实验中，篮球运动员或是经常参加篮球运动的被试就比其他人更容易看见大猩猩。而手球运动员虽然在理论上讲需要比篮球运动员拥有更高的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但是他们看见大猩猩的比例却还是明显低于篮球运动员。专业知识与技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避免注意错觉，但前提是背景与环境要和专业相关。同时也可以发现，专业知识对注意错觉也不是绝对免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