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一部分，因此，中国的情报工作也就同国际情报界有了联系。

中共是共产国际情报局的一员，中共与共产国际本来也有情报交换关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国际已经不满足于由中共提交中国战场情报，而是要在中国各地建立直属自己的情报网。共产国际向中共提出，培训一些中国籍的情报人员，在远东战场收集日本情报。

正好，西路军到达新疆的残部，正在进行现代军事技术的培训，中共就答应从中挑选人才。陈云和邓发从这四百多人中挑选十二人，送到苏联培训。后来，这些人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各地的沦陷区，秘密从事情报工作，为国际反法西斯战线做出诸多贡献。尽管这些中共党员

奉命服从共产国际领导，不与中共组织发生横向关系，但是，出于中国人的爱国之心，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主动与中共情报部门联络，为祖国提供抗日情报。

兰州还有一个"联共情报组"。为了争取苏联援华抗日，国民党政府允许苏联在中国一些城市建立外交、军事代表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弗拉季米洛夫（孙平）是苏军情报人员，要求中共协助成立"联共情报组"。双方商定，由苏方提供经费、电台，中方选择人员，组长由俞鸣九（肖项平）担任。俞鸣九在兰州市区的益民路（现庆阳路）开设一家"皋记商行"，自任经理，由地下党员秦玉麟任副经理，

情报组成员有罗静宜（女）、杜汉三、卢席珍、李勇文、王宏章、冉莘、陈本身、刘兴兰（女）等人。情报组需要能够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人。伍修权与甘肃工委书记孙作宾商议，推荐邓宝珊部队的一个连长王新潮。

王新潮思想进步，积极抗日，曾经带兵强迫定西县长释放关押的西路军战士，目前正要求到延安学习。伍修权先把王新潮派到西安，进国民党中央军校七分校军官班受训半年，这样，王新潮就算进过国民党军队的嫡系"黄埔军校"。而后，通过关系担任邓宝珊部队的新一军留守参谋。1939 年 9 月，王新潮被吸收加入联共（苏联共产党），正式成为"联共情报组"成员，负责领导代号"烈士"的秘密电台，直接与莫斯科通报。

王新潮在邓宝珊部队人头很熟，到处交朋友，拉关系，搞到许多重要情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军事部署、河西国防工事计划、西北五省军事详图、西安城南军事地图，国民党陆军师以上部队编制表、团以上部队驻地表，国民党中统、军统、宪兵司令部警务处三大特务系统在兰州的分支机构及其活动，都被王新潮搞到。这些情报或是由王新潮交给八办再转给苏方，或是由王新潮的电台发给莫斯科再转给中共。

王新潮继俞鸣九之后担任"联共情报组"组长，一直坚持到第三次国内战争胜利。中方与苏方协商，将兰州"联共情报组"的中方人员移交给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王新潮也成为边保一科科员。后来担任兰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甘肃省司法厅副厅长。

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又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 年 3 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作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的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