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17日，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纽约经济学家俱乐部发表演讲，回顾了本次金融危机的发展历程，并就金融危机的成因发表了重要看法。他指出，经济理论严重偏离经济实践，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该理论体系中的一切都基于一个关键的前提假设，即金融机构的所有人或管理者基于自身利益，会通过积极监测和管理公司的资产及风险头寸，确保银行拥有足够的资本准备金以应对危机。但在2007年夏天该假设被推翻了，这令我感到失望。”其实，令我们感到失望的不是错误的理论，而是把错误的理论当成了真理并付诸实践。

中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在此次金融危机来临之际拥有良好表现，关键就是中国在引进西方金融理论的时候更多地考虑到中国本土的实际情况，较好地处理了中国金融中国化的问题。虽然中国金融理论似乎远远“落后”于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但中国拥有基于金融实践的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理念，这是保持金融稳定至关重要的前提。中国无论是在处理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还是在处理外向型企业面临出口困境的问题；无论是加大财政刺激力度的问题，还是积极促进就业的问题，都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从西方的金融理论出发的。事实上，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实践；从来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制敌于死地的战略战术，只有把这种理论有效地应用于具体战场的常胜将军。即便如此，中国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并没有完全幸免于难。其重要原因与中国金融中国化程度不高有很大关系。这将是我们今后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这种失调的第三种表现，就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运作的不和谐。

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是宏观调控出现了问题。早在2008年11月15日华盛顿第一次20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峰会上，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指出：“造成这场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的原因，也有金融监管缺失的原因。对此如果没有正确认识，就难以吸取教训、避免今后发生同样的危机。”而要正确认识宏观政策不当的原因，我们就不得不回到亚当·斯密的理论。

亚当·斯密相信有两种力量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一是市场的力量，它可以促进分工和专业化，从而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和财富的增加；二是政策的力量，如果它能够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管理好相应的公共事务，就可以使经济得到良好发展。他将促进经济发展的力量分成政府与市场的这种做法，一直沿袭至今。

亚当·斯密的理论有两个隐含的前提条件，一是认为经济活动存在着一个标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经济就会在市场的作用下得到有效增长。政府支持或限制某个地域或行业的发展，往往只能适得其反。20世纪下半叶的经济预期理论认为，国家出台宏观经济政策要充分考虑公众预期的因素，有时公众对于政策的预期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政策的努力。这一理论与亚当·斯密当初的论断存在着逻辑的一致性。二是认为政府与市场通过宏观政策而联系在一起。政府对于市场的不作为本身，也是宏观政策的重要表现。这就为我们研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视角。

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宏观调控开始跨越国界，成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

这种失调的第四种表现，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不和谐。

正确处理虚拟经济（金融媒介）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是经济金融健康发展的前提。金融媒介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实体经济的支撑，而实体经济的发展亦有赖于金融媒介的支持。没有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媒介就可能因为泡沫过度而陷入破灭；而没有金融媒介的支撑，实体经济就会因为缺乏流动性而陷入萎缩，从而反过来限制金融媒介提供流动性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

此次金融危机的形成和蔓延，恰恰是因为进入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首先是2002年～2007年间全球经济出现空前的高速增长，流动性过度增加导致了金融泡沫的过度积累，从而点燃了这场金融危机最初的火种。危机爆发之后，尤其是雷曼兄弟崩溃之后，人们开始对金融媒介丧失信心，试图取回存放在金融机构的资金，从而减少了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能力的降低，反过来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因为这样造成一些好的投资项目难以从银行获得贷款，或者需要支付很高的利息，从而导致投资大幅下降。整个金融媒介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就此陷入恶性循环。

这种失调的第五种表现，就是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的不和谐。

金融监管落后于金融创新，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重要根源。这个观点代表着全球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以此为据，在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方面，不论是美国还是欧盟，都突出地把金融监管作为除加强财政支持之外的另一重要手段，而欧盟国家明确把加强金融监管作为首要的手段，并在2009年4月2日的20国领导人伦敦金融峰会上提出了系统监管的理念：没有任何一个金融管辖权、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可以免于金融监管，从而在要求各国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把长期以来以银行保密法为由进行避税保护的离岸金融中心纳入全面监管范围，使这些垄断全球50%的国际资本、垄断全球40%的国际贸易的避税港湾打开神秘之门，金融监管开始从松散监管走向严格监管、从部分监管走向全面监管、从国别监管走向全球监管。

当然，这种失调还反映在贸易保护与贸易自由的关系中，反映在汇率浮动与汇率稳定的关系中，反映在全面发展与优先发展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