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们对于凯恩斯理论的理解存在许多分歧，这一理论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上面谈到的凯恩斯理论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实践，其主要依据并非凯恩斯主导理论，而是它的一个分支，被称为新古典综合论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攻击这一学派的，不仅包括上面提到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激进学派、供给学派等异族势力，还包括新剑桥学派和后凯恩斯学派等同族势力。这些势力共同分割着经济政策市场，对于货币政策市场的竞争尤为激烈。

新古典综合论学派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来自货币学派，或者称为货币主义。有人认为，货币主义就是以反对凯恩斯主义起家的，它最终于20世纪70年代把凯恩斯主义拉下马，然后自己骑到了马背上。

弗里德曼是货币主义最著名的将领。在20世纪60年代抵制通货膨胀的战役中，他提出了这样的战略思想：一个国家之所以发生通货膨胀，是因为货币供应量远远超过了真实国民生产总值的需求，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只需要使货币供应增长率同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适应，通货膨胀就会被抑制，而经济稳定就可实现。20世纪80年代，美国合理预期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ELucas)进一步主张，为了制止通货膨胀，货币当局最好制定并公开宣布恒久不变的货币供应量的年增长率，果断地付诸实施。这样，公众就能在行为上迅速地作出相应的调整。

凯恩斯理论无法有效地解决20世纪70年代频繁出现的经济周期性危机，只能把许多政府的目光转向货币主义，相信单独通过控制货币供应就能制止通货膨胀，因而它们宣布货币供应较长的目标，期望货币供应目标对物价水平的增长率加以限制。70年代后期，美联储更加密切地关注货币供给变动，国会亦要求联储应为主要货币的总量明确制定增长率目标。最典型的政策变革发生在1979年。美联储推行“货币主义实验”以减缓迅速上升的通货膨胀，这些实验包括用一种货币主义者推荐的方式来预定准备金和货币供给目标。同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政策变革，着重于货币主义者关于?币供应目标。但是，正如一些经济学者所指出的，经过几年的实验，并未有足够证据说明，在任何地方通货膨胀的好转都是由于遵循货币供应的目标增长率政策的结果。在有些国家（如英国），通货膨胀率通过收入政策一时大幅度地被降低了,但是,当收入政策不再被工会接受时,通货膨胀率就会再次升高。在其他一些国家(如前联邦德国和瑞士),通过对国币汇率的连续升值,就有可能一下子使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世界平均数以下,从而使得以当地通货表示的进口品价格的上升较少(乃至下降)。但是,因为世界价格更迅速增长(主要由于石油世界价格的进一步大涨),这些国家1979年～1980年通货膨胀也加速了,这与货币政策丝毫无关。因此,有的经济学家断言:那些自称信奉货币主义的政府和当局总是宣告接近于预期的价格增长率（由他们的预测家所计算的）的目标这一事实，就表明:是“货币供应目标被校准到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而不是用相反方式”。这样,“在新货币主义的影响下实行的政策迄今并未与通货膨胀速度的任何减缓相联系,而却引起投资和就业大量减少,并使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减少一半以上”。［40］因此，1982年以后的10年间，货币总量在美联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逐渐下降。它先是从每月详细的指令中撤?M1，后来在1993年，撤出M2似乎也成为必要。货币总量在预计总需求变动以及缓解经济危机方面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才逐渐意识到，没有哪一种变量能单独使经济紧缩或放松，价格稳定逐渐成为新的抹平经济周期的工具。

尽管如此，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却明显增加了。一方面因为宏观调控需要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这时已经不能仅仅依靠某人或某个学派的理论来解决一揽子问题，而必须用一揽子理论来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福利社会的发展，政府可支配的财富在增加，目前在?多崇尚市场的发达国家，政府支配的财产也超过了GDP的50%，因此干预市场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事实上，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理解，大约可以借助公共财政的理论：一个国家的财产，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私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一类是由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即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和外部性，因此不可能由私人直接经营，必须由国家财政支持。仅从这个方面来讲，就存在着政府干预经济的很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