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管子就已经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目的、手段进行过认真的思考，他所阐明的基本理念仍然是当今世界必须遵守的原则，对当代中国的金融政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些基本理念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根本目的就是让人民富裕起来，这不仅关系着经济本身，也关系着国家的长治久安。主要的方法就是通过吞吐、价格和信用三大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具体来说，为了使人民富裕起来，一是要抓好关键产业。对国家所需的重要产业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加以支持。二是要抓好特色经济。充分利用市场的力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鼓励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三是要抓好分配机制。严格按照个人贡献与个人所得正相关的原则健全分配机制，从而杜绝人浮于事、做假欺诈、投机取巧等不良风气，形成一个注重生产、注重创造的健康环境。四是要抓好扶贫工作。要按照贡献与分配正相关的原则进行赈济，坚决杜绝那些在扶贫问题上不负责、不讲影响、不讲长期效果的任意施舍行为。五是要抓好金融信用建设。六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确保分配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落到实处。七是宏观调控要坚持依法进行。“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法者，将立朝廷者也。”［41］八是要注重人才培养和使用。管子说，“终身之计莫如树人”。［42］

在漫长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一直是国家的主导产业，由于受天气、雨水、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规则波动，国家的吞吐政策在调节这种不规则波动、缓解荒年危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到了工业社会，工业产业开始逐渐成为国家的主导产业，亚当·斯密看到了工业市场发育初期的欣欣向荣的和谐景象，提出了富民与富国存在内在和谐关系的自由经济思想，认为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最终会导致整个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一只无形的手为人类安排着幸福美好的生活。也许受到这种思想的广泛影响，也许是工业发展还没有达到相对过剩的危机水平，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市场在经济运行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到了19世纪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并导致了工人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政治运动之后，如何避免或缓解经济危机便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关注，当然也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密切关注，两个方面都在努力寻找消除这种顽症的药方，但却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到了20世纪初，列宁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开始在新成立的前苏联实验计划经济，过了十多年，也就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实施主动干预市场的计划行为。前者的实验结果是选择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后者则突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的重要作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另一个结果，就是使人们意识到金融资产相对过剩的时代的到来，意识到伴随着实物资产的增长而出现的金融资产的过度膨胀，已经改变了宏观调控的思路，货币政策或者金融政策的地位在上升，影响在扩大，经济危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已集中表现为金融危机了。从那个时代一直至今，这种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金融资产生产过剩的危机和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同时增加了，人们对于金融政策的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大约是我们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