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形式的动机来源于交易员的薪酬机制。交易员冒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赌对了，他们能赚钱；但如果赌错了，却没有相应的惩罚——他们拿不到绩效费和奖金，但报酬总不会是负的。同样，这种“赢了我赚，输了你赔”的问题在银行比在对冲基金更突出。对冲基金倾向于用高水位线条款：如果交易员某年有亏损，那么他们在弥补亏损之前会减少甚至是拿不到绩效费。绝大多数对冲基金的老板把自己的钱放在基金里面，所以他们是在用部分属于他自己的钱在冒险——这是避免亏损的一个强大动机；对冲基金创始人把自身形象和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财务波动的同时，他们也是拿自己的声誉在冒险。对比之下，银行就没有这么多束缚，它们就是简单地拿着别人的钱冒险。在用到杠杆效应的时候，对冲基金比银行谨慎得多也就不足为怪了。平均来说，对冲基金只借入投资者资金的 1~2倍，即便是高负债的对冲基金，一般借款也少于 10倍。而像高盛和雷曼兄弟之类的经纪商在危机前负债率高达 31倍，花旗之类的银行更高。

正是对冲基金的组织形式造成了这种偏执的状况。银行是结构完善的机构，老板安逸，而对冲基金是暴发户，老板觉得熬个通宵搞定一笔交易根本不算什么；银行在政府存款保险的帮助下从居民手中收集存款，而对冲基金在向客户筹资之前就得证明它们能控制风险；银行知道它们面临流动性危机时会得到中央银行的紧急贷款，所以它们觉得依赖短期贷款根本没什么，而对冲基金没有这种保证，所以越来越不愿意依靠短期贷款；银行认为只要借款人能还款就什么问题都没有，而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采取逐日盯市制度，也就是说借款人将来可能带来麻烦的一点点的风险变动都会立即影响对冲基金的盈亏；银行的投资判断常常受承销费或咨询费的影响，而对冲基金的生死存亡都由其投资表现决定，所以它们更加专注。基于所有这些原因，对冲基金的正确定义应该强调它们的独立性，而那些附属于大银行的所谓的对冲基金缺少真正的对冲基金特性——偏执和单一。

在我2010年初完成这本书的时候，监管者似乎对金融业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的举动是正确的。在金融业的鼎盛时期，金融公司占据了太多的人力资源，它们所冒的风险让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过在将对冲基金归于监管之列前，华尔街的评论家们应该停下来好好想想：

到底谁能比较好地管理风险？是那些要么破产要么靠政府埋单的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还是一味兜售货币市场产品迫使政府支持的共同基金公司？到底哪种情况这些评论家更喜欢？是风险集中使得纳税人也深陷其中的大银行，还是风险分散到从不指望政府救援的小规模对冲基金？

这次危机也综合了金融的核心问题——道德风险。那些得到政府援助的银行在下次即将破产的时候会期望政府再次伸出援手，基于这种预期，它们并没有太强烈的动机促使它们避免过度冒险，这也使它们的破产成为可能。资本主义只有当所有机构都必须为它们所冒的风险埋单的时候才会奏效。当银行将成功时的收益归为己有，却将失败时的损失转嫁给他人的时候，失败就几乎是必然的。

如果决策者们真的是在从 2007—2009年的这场危机中吸取教训，他们就应该有复杂的相互交错的目标，对大型金融机构加以限制，根据小型专业公司风险管理的合格程度促进其发展，将资金从那些需要纳税人埋单的机构转向那些自立的公司，减少规模太大的公司，鼓励小公司的发展。阿尔弗雷德 ·温斯洛 ·琼斯以及他的成功表明银行业大型公司的替代形式已经存在，金融业的未来将取决于对冲基金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