琼斯的政治生涯源自他作为社会学家和记者所写的文章。当 20世纪 30年代末期纳粹党横行欧洲时，琼斯便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想看看同样的灾难会不会降临到自己的国家。他的论文选题反映了对政治左翼阶级的关注。他热衷于弄清美国人的经济状况和他们对待财富的态度之间的关系，目的是“找出在潜意识里，我们联合到什么程度、分裂到什么程度”。1938年末至 1939年初，琼斯离开玛丽来到俄亥俄工业冲突的中心区阿克伦，组织一个团队进行了 1~700次实地采访。他对采访数据进行了一系列的统计测试，结果显示严重的

经济差异并未导致世界观的显著差异。这是对他青年时期社会主义假设的否定，以及对美国民主活力的证明。

琼斯的论文于 1941年以《生命、自由和财产》（Life, Liberty and Property）为名出版，并成为标准的社会学教科书。同时它也使琼斯投身于另一职业——记者。《财富》杂志发表了这篇论文的浓缩版，并提供给琼斯一份工作，他高兴地签了约，即使他发现写作是个艰难的过程。在 194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琼斯警告说一旦战争结束，罗斯福的经济统治就需要取消。琼斯对市场的尊重——确认了他从社会主义向政治中心的转变——也一直与他对再分配计划的兴趣相夹杂。他在《财富》杂志中写道：“理想的情况是个矛盾体，在保护自由市场的时候尽量保守，在保证民众福利的时候尽量激进。 ”

1948年，一个《财富》杂志的约稿给琼斯提供了转向金融业的契机。早在 20年前离开那家投资咨询公司后，他基本就忽略了这个领域。由此形成的文章于 1949年 3月以《预测的时尚》（Fashions in Forecasting）为题发表在《财富》杂志上，文中预测到了继他之后的很多对冲基金。

文章开头部分批判了“传统的老套的预测股票市场走势的方法”——也就是根据货运汽车装载、商品价格以及其他经济数据来确定股票应该如何定价。这种市场估价的基本方法未能抓住当前状况，对此琼斯引用了股票已经变化而经济数据却未改变的一些例子。批判了基本分析方法后，琼斯把重点转移到一个他认为更有效的前提——价格的变动由投资者可预测的心理模式造成。钱可能很抽象，只是一串数字符号，但它也是一个媒介，通过它，贪婪、恐惧和嫉妒都呈现出来，它是大众心理的反映。如果社会学家觉得这个假设很有道理，那也是很正常的。

琼斯相信投资者的心理造成了股票价格的趋势性。股市的上涨使投资者变得乐观，进而使得市场进一步上涨，然后投资者更加乐观，往复循环。这种循环使得股票价格上涨，形成了一个可以据此获利的趋势。当投资者心理逆转的时候，这种假象就会破灭：当这种循环将价格推到一个不可支撑的水平，贪婪就会转向恐惧，变动就会逆转。琼斯在《财富》杂志中描绘的“图表专家们”为找到这个临界点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一些人认为，如果道琼斯指数在上涨，而大部分个股都下跌，则反弹即将逐渐消失；其他人则认为，如果股票价格上涨，但交易量在下降，就说明牛市缺乏多头支撑，市场很快会逆转。但大家都认为股市图表是金融成功的核心，因为图表中的趋势可以重复。

尽管琼斯很尊重图表预测专家，但他似乎对经济学学术界一无所知。 1933年和 1944年，统计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阿尔弗雷德 ·考尔斯（ Alfred Cowles）发表了两篇评论金融从业人员提出的大量投资建议的文章。第一篇文章的题目是《股市预测者能预测吗》（Can Stock Market Forecasters Forecast ），该文章只有五个字的摘要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值得怀疑。”琼斯在《财富》杂志上选择性地引用了考尔斯的成果，顺带提到他发现了月数据存在趋势的证据，却没有提及在考察为期三周的数据时，考尔斯并没有找到这种“序列相关”的证据，也没有提到他的结论是：在市场上的任何现象都太微弱、太不可靠，不足以据此交易以盈利。不过，撇开琼斯对考尔斯的文章并未仔细研读不提，至少在一点上琼斯和考尔斯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成功的市场预测无法持续，预测趋势的每个过程都可能破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