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一年，牛市结束了，那些成长型基金风光不再。 1968年最成功的共同基金经理弗莱德 ·梅茨（ Fred Mates）发现自己的工作和酒吧招待员差不多。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斯坦哈特、范恩和博考维奇是少数几个意识到持续了长时间的战后繁荣已经结束、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已经到来的人。 15年以前，著名的价值型投资家本杰明 ·格雷厄姆（ Benjamin Graham）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不买哈罗伊德（ Haloid）——第一家生产复印机的公司的股票。他说仅因为未来的增值而买入是不合理的。哈罗伊德公司在接下来的两年翻了六倍，追捧成长型股票自此变得毫无争议。但是在 1969年，斯坦哈特、范恩和博考维奇却断定这种追捧有些过头：投资有着光明前景的公司是一回事，过度投资以至于将持续的、快速的增长推及到不可预见的将来是另一回事。

1969年初，斯坦哈特和他的朋友们持有足以匹配多头头寸的空头头寸。和大多数的对冲基金不同，他们实际上是在套期保值。

那年标准普尔 500指数下跌了 9%，但他们公司基本保存了本金；接下来的一年，标准普尔 500指数又下降了 9%，他们公司甚至有些收益。熬过了 1969年和 1970年，公司开始反守为攻，抓住熊市的反弹机会，在 1971年开始上扬。那年《财富》杂志公布最佳的 28只对冲基金的时候，斯坦哈特 -范 -博考维奇公司是唯一一家在萧条时期有所增长的。从 1967年 7月开创以来，公司获得了 361%的收益，这个业绩比同时期的纽约证券交易所好 36倍。 1972年，这三个年轻人重新变得悲观起来，这次他们的怀疑远不止对成长型投资的追捧。战后的自信似乎在土崩瓦解：尼克松政府隐瞒了在越南战争中失败的真相，并且以不切实际的工资与物价控制法来掩盖通货膨胀；同时，美国最好的公司都在以会计欺诈来掩盖财务危机。负责公司分析方面工作的范恩和博考维奇发现了公司年度报告脚注所反映的种种问题，这与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名誉主席、当年最受尊敬的、有影响力的会计师伦纳德 ·斯帕切克（Leonard Spacek）所说的“财务报表成了赌盘”如出一辙。霍华德 ·博考维奇回忆说： “20世纪 70年代早期出具的研究报告过于简单，看上去空洞无物。 ”

而杰罗德 ·范恩对那段时期的报告做了这样的评价：“有的递延了，有的用了不同的税率，有的资本所得被算成了运营收益。”简而言之，当时的股市处于政治和经济都判断失误的背景之下。尽管这三个年轻人在 1969年已经持有了足以应对经济低迷的空头头寸，但 1972年的时候他们仍然增加了空头头寸，使他们的投资组合里的空头头寸超出多头，然后等待着崩盘的来临。

起初并没有出现崩盘。市场安然度过了 1972年，到那年 9月，基金下降了 1%，而标准普尔 500指数上涨了 9%。不过事情马上有了转机：截至 1973年 9月，标准普尔指数下降了 2%，1974年又下挫了 41%；而他们的基金收益率在同时期扣除费用后分别为 12%和 28%，这在熊市是非常不错的业绩。这三个年轻人赚了个盘满钵满，而其他的投资组合经理却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尽管他们的业绩非常不错，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同。当股市继续走低时，绝望的卖家才注意到这三个年轻人的公司已在之前借入股票做空，于是力劝他们现在买入股票轧平头寸。但公司掌管交易的迈克尔 ·斯坦哈特对这些卖家根本置之不理。在市场的持续崩盘中，这三个年轻人凭着空头头寸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在这种环境下，那些旧的反对做空的偏见卷土重来，指责他们傲慢、贪婪，并认为那些与美国公司作对的投资（做空）与叛国罪相差无几。回想起那段时间，斯坦哈特说：“对我来说，那些指责和诽谤使我有着空前的职业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