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在美国遇到的一位老人。朋友说，如果有时间，应该和他的两位朋友聊聊，于是开车一个多小时，到波士顿郊外探访这两位被他称为很有故事的老人。车到门口，一位满头白发，穿着围裙的老太太，冒雨站在家门口向我们挥手，从她的口音听出来她是上海人。进了屋，一位儒雅的老先生调皮地举起双手和我们打招呼，声音宏亮，同样是上海口音，同样穿着围裙。厨房里摆满了食物和碗碟，他们正在为我们的到访忙碌着。

晚餐有老人们亲手做的上海春卷，还有很多上海菜肴，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家里吃的奶奶做的饭菜。不过让人更加回味无穷的，是老人们的人生经历。

1940 年出生的老先生，16 岁时便考上北大物理系，可谓风华正茂前途无量，却因为敢言，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送去牛棚改造。之后，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下令把北京各高校中曾被打成右派的理科学生送回学校，他才终于回到了北大。只是后来“文革”开始，他又成了彭真“培养”的黑手再次被打倒和批斗，于是他原本五年的大学生活，整整用了14 年时间才断断续续完成。毕业之后，因为成分不好，他被分配到苏北的一个穷困小城，当了一名锻工。他在工厂里面呆了九年，直到1979 年考上了研究生才回到上海。不过他说，在工厂的那段时间是最简单的日子，工人们都很纯朴，他们不会理会你到底是不是大学生，也不理会你是不是右派，是不是阶级敌人，只要你有能力，能够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尊重他们，就会得到他们的尊重。

说起那段日子，老人总是给我们讲述那些让人快乐的事情。他说，北大的牛棚，被关的还有很多教授、大师，像季羡林、朱光潜等，对于学理科的他来说，如果不是因为大家都是右派，又如何能接触到他们，只能够心向往之。他说起自己趁着每天上洗手间偷偷摸摸学习英文的事情，还很得意地回忆起自己在工厂里面用学到的物理知识，为工厂带来的第一次技术改造，用他的话说，工业革命就在这个小城里面开始了。

老先生说话的时候，老太太就在一边微笑着倾听，偶尔纠正他一下，然后对我们说，她从小就是他的粉丝。两位老人的母亲是好朋友，一起到法国留学，又一起回到上海创办和管理女子学校。就在老先生1957 年被打成右派之后，两个家庭还觉得这是很光荣的事情。

老太太拿出两人母亲的合影，照片中两个穿着旗袍的大家闺秀，站在她们创办的学校里面。那个时候的她们没有想到，一次人生的选择，为她们带来如此悲惨的结局。“文革”开始以后，老太太的母亲被关在她亲手创办的学校地下室里，最后死在了那里；老先生的母亲则被罚每天扫大街，最后患上了精神病。

看着母亲年轻时的容貌，老先生说，当年国民党撤离，他的父亲因为讨厌国民党，又不相信香港，于是决定全家留下来，最后却因为右派的帽子，在“文革”前就患上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还有她的姐姐，“文革”时的抄家，也把她吓出了精神问题。“有的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父亲选择离开，我就不会遭受这些变故了，但是我也明白，这是父亲的选择。人生就是这样。和我们的父辈比较，我们幸运多了。我的父母学贯中西，但是他们却没有出路。而我们，至少现在，可以颐享天年，我们的子女都有了很好的生活。”

他说曾经想把自己的家族故事写下来，但是慢慢地觉得，同一辈的中国人，同样的故事和经历太多。“历史，就是个人头上一片天，我现在只想告诉我的孩子，让他们记住我们的家史。”

整个晚上，听他讲述着过去，听不出一丝怨气，除了讲到他的母校，我可以感受到他的那种伤心。他说，自己毕业之后再也不想回去，因为当年那些批斗他和其他人的学生积极分子，让他觉得人心是如此的不真和不善，如此让人心寒。也因为这样，他将自己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用了一个“斐”字，也就是否定“文革”的意思，另外一个用了一个“方”字，因为他觉得，周围有太多人做人没有正气，过于圆滑。不过对于自己的国家，他没有抱怨，他更是觉得，现在的政府和过去相比有太大的不同，“以人为本，把人放在前面，这是多大的不同呀。你越是了解中国，你越会觉得，我们的今天，多不容易”。

问他，对于国家的爱来自哪里，他说，来自父亲母亲的言传身教；问他，为何总能够保持乐观心态，他说，对于自己没有办法改变的不公平待遇，你可以充满怨气，也可以乐观对待，没有别的选择，既然这样，当然选择乐观。

告辞的时候，雨停了，老人们把我们送上车，站在门口，一直向我们挥手。他们的故事只是一个中国普通家庭的故事，但是这样的故事，他们的下一代记住了，然而再下一代还愿意听吗？又有多少家庭有像他们这样的老人，愿意告诉年轻的一辈家族的故事？记住历史，不单是记住朝代更换，也不单是记住有多少重大的历史事件；记住自己家族的故事，就是在学习历史。

想起这个老人，其实我想说，所谓的“左”和“右”，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会有不同的定义。老人的父母，明明投身左翼运动，最后却死于自己是右派的罪名。也因为看到了这些，我会觉得，所有关于右派左派的争论其实是无谓的，如果大家依然对是非常识没有兴趣，或者有兴趣却没有渠道了解，在这种情况下，“左”和“右”的争论，不过是戴在别人头上的帽子而已。虽然现在，这样的帽子应该不会把人压垮，但是，只要这样的帽子还存在，就说明这样的思维逻辑还没有消失。

要让民众关心是非，而不是先确定立场，要为民众说清事实，而不是引领大家的好恶，这些不正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也包括现在的媒体的责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