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就有了机会。1947年5月，社评委员会要萧乾配合文艺节，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样，萧乾便在这篇题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如果我们动手改变我们的思维、观念和生活，这个世界，包括文艺界，便会充满希望。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28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作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萧乾：《中国文艺往哪里走》，载上海《大公报》，1947５５。）

他推开窗户呼吸着新鲜空气。

这时的萧乾并没有意识到，文章可能带来的危机，在何种程度上，代表了他平静思想生活的分水岭。这里，他只是意在敦促作家少点庸俗捧场，多点切实努力，少计较个人得失荣辱，而多一些萧伯纳那样的人类意识和对人类、对社会的关怀与责任；同时，其意也在呼吁文艺生活少点专制多点民主的雅量，一如政治生活中所应高标的现代价值观和理想一样。

让他始料未及的是，第二天就听到了外面议论纷纷，反应强烈，不久，还引来了郭沫若的反感。

文艺与政治上的专断，同属思想的范畴，和英美知识分子式的取向，当然是相悖的。可是在抗战及战后中国社会的特定语境之下，文人与社会和现实之间互动的方式，往往掺杂着政治自述和角色意识的成分。

郭沫若年甫五十被尊为“郭老”，茅盾为“茅公”。这是一种社会的地位及其使用的表达方法。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水平不高，传统社会语境下50岁被尊之“公”、“老”并不稀罕，但旗手、方向映寓其中，就又不同了。文艺政治化趋向下的话语权或私人间的恩恩怨怨，或许并不足以说明一切。

人们历历在目的还包括萧乾在４０年代战后时期，为《大公报》写的那些国际时评，其风格和思想，具有强烈的个人视野和比较广泛的影响。如在《一个政策两个世界》、《世界两极化的趋势》、《圣与雄的分水线》、《哭甘地！悲人世！》等文里，他表达反对战争的主旨：和平是比任何主义、政党更崇高的真理。他不同意嘴里在高喊和平统一，实际上杖戟相撞，各不相让。他表示，只要能使人民在和平环境里幸福、自由，享受公平、正义和民主权利，那就是好主义。他甚至还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式的短剧：世间只剩下甲乙丙三个人，他们开安全会议，瓜分世界。结果乙丙合谋杀了甲，乙后来又杀了丙。世界就剩下乙一人了。他道：我最后已为人类获得永久的和平了！（参见萧乾：《世界两极化的趋势》，载上海《大公报》，1948.3.9）。人类该和平仁爱，充溢着理性、公平、自由、合作、互尊、互爱、和平！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眼中的世界观，是在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在战场双方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所做的呼吁。此外，在《泛论民主与自由》、《论政治与暗杀——民主传统比民主制度更重要》等文中，萧乾将民主政治视为一种独特的知识形式，尝试在法治的基础上提出尊重人民、保障人民权利的话题，作深入思考，以推行一种“普遍真理”。无疑，这样一种论述，在萧乾，庄严，同时快乐！但是，作为一种尖锐的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不符，这种倾向，太理想化了。

郭沫若和萧乾完全不同，就像他曾经表明的，从青年时代起，他就一直处于运动中的现实和政治中心，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他经过一种独特才智过滤后的发言，往往观点鲜明，立场清晰，对萧乾类如上述的极其开放的思考与观察，对萧乾这样的深受美英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或对自由思想抱持特殊兴趣者，当然有许多不同的意见和话语。1948年3月，紧跟形势、不吐不快的郭沫若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中，发表了题为《斥反动文艺》的文章。

文中，郭沫若用五花八门的各种颜色，给他认定的所谓“反动文艺”作家作了描画。描画过程中，或许，作者并不能感受到被描画者的痛苦，他只逞一时之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