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的一本材料认定：“（胡风）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引自宋强：《人民记忆》，第98~99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00８。) 据后来资料统计，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一年后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参见旷晨、潘良：《我们的50年代》，第７１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２００５。) 牵连极广。

“反胡风运动”这么迅速升温，全面开展起来并带来可怕结果的时候，萧乾就住在运动的总指挥部里，随之起伏、震颤和悸动。但是，批胡风的文章，萧乾一篇没写。虽然30年代在上海他就认识了胡风，可他生平不懂理论，对诗也没什么兴趣，和胡风本人交往也不多。因此，当与他住在同一个作协大院里的人，一个个进进出出，风风火火，忙于批判、揭发、写文章的时候，萧乾蛰居一隅，只是保持着默然的态度。当然，他也并非比旁人高明十分，有怎样的远见卓识；他只是关心自己的那个宝贝写作计划是不是还能实现，自己那个爱写信的老习惯是不是也要赶紧改一改了。

看一批批的书信“材料”被这样接连不断地在党报曝光、抛出来，他就告诫自己今后要尽量不写信，“倘若非写不可，也只写事务性的”，而且语句一定要一清二楚，无可推敲，发信之前也千万要先读几遍，以防落到什么人手里，被看出什么微言大义。至于日记笔记之类，更是写不得了。

萧乾后来承认，他当时除在找该自己吸取的教训外，还总在想哪天就该轮到自己了，但思想上对铺天盖地的那种反常的做法其实“也并不怎么抵触”。他还想他当时要是文艺界的一个什么领导，保不准也要身不由己地违心去写批判文章了。就像他的老友巴金那样。

巴金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又是被看做是“胡风分子”云集的上海的文艺界领导，所以批胡风、开会、写文章，他躲不过去了。他必须表态，必须写和别人一样的文章。他知道鲁迅不会相信胡风是特务，却解释为鲁迅是受了胡风的蒙骗。胡风1955年2月对巴金说希望多给他提意见，巴金却说胡风是“做贼心虚”。巴金对路翎原是一无所知，但也被人催逼，写出《谈〈洼地上的“战役”〉》一文，以自己在朝鲜战场的所见所闻，指斥路翎作品没有一点真实性，充满了恶毒的谎言。80年代，巴金在《随想录》所收《怀念胡风》一文中非常沉痛地写道：(巴金：《怀念胡风》，《随想录》，第1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虽然不见有人出来承认对什么“错误应当负责”，但是我向着井口投掷石块就没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历史不能让人随意编造，沉默妨碍不了真话的流传，泼到他身上的不公平的污水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为了那些“违心之论”我绝不能宽恕自己。

比较巴金，萧乾就简直是值得庆幸的了。他不用像巴金这样，向胡风道歉，向路翎道歉，不用就自己向着井口投掷石块作深深忏悔，不用为了那些“违心之论”谴责自己。那么轰轰烈烈、范围广大的一场批胡风的运动，他居然躲过了，跑掉了，不曾写巴金等人写过的那些后来让他们自己痛悔不已的文章，除是因为他并不处于巴金那样的众所瞩目、需要过关的位置与情势之中，还因了在旁人眼里，更在他自己深心里，当时的他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一个心头时时挂着沉沉的心理包袱，脑中偶或会闪过一大滩阴影，背后有时还会被人目为“洋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