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这次会上，您都说了些什么？

刘：我首先肯定了北京市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市委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

我鼓励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者要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马列主义者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我们提倡“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上的发言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许多问题，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苏：然后呢？

刘：开完这次会议后，我和宣传部的几位同志向市委一把手汇报，他没办法，不能不听。我汇报完后，他没有任何表态，只讲了两个字“散会”。

形势有了转变

苏：这次座谈会正好是中央召开理论务虚会议期间召开的。

刘：是的。后来为了进一步推动真理标准的讨论继续向深入发展，我们又以市哲学会的名义，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大、北师大等单位的负责人及教师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作了长篇报道，作为?-验总结。

苏：这时候形势似乎有了转变。

刘：对。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后，形势又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华国锋同志放弃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他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

7月10日至8月10日，邓小平同志在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不住，政治路线解决了，要看是什么人来具体执行，政治路线正确，执行得好不好，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 胡耀邦同志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这是市委正式研究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9月12日至20日召开会议，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作主报告，同时邀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同志作报告，他严肃批评了当前阻?-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若干主要错误倾向，他的讲话对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同时，林乎加、贾庭三两位市委领导都讲了话。[2]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了在贯彻三中全会及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所做的很多工作，但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还很不够，现在不少干部对中央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糊涂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变化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案，是否定历次的政治运动”；“给地主、资本家、右派摘帽或改正，是解放5％，压制了95％”；“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引进先进技术，是放弃自力更生?-则”；“借外国资金，同外国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这就是指责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十个月了，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少数人甚至公然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