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罗瑞卿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做出了有目共睹的突出成绩。他在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后不久，就提出公安局这样的大机关没有政治机构是不行的，立即成立了市局政治部，加强全局的政治工作；其二是封闭妓院，把妓女从火坑里救出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他具体部署改造工作，作出了贡献；其三是取缔反动会道门、查禁烟毒犯；其四是镇压反革命，以北京为试点，推动了全国镇反运动的开展，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并批转北京的报告供全国学习；其五是把在押的犯人组织起来搞生产、办工厂、办农场，通过劳动改造，让他们变成自食其力的人，这是当时副局长冯基平的主张，得到了罗瑞卿同志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并由公安部通报各省市学习。我略举的这几例，说明罗瑞卿同志虽是兼任局长，但却是真抓实干的。

我的发言像是捅了马蜂窝，成了造反派手中的把柄，他们批判我中毒太深，要我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反思自己的言行，修正“错误”。对他们的无理要求，我置之不理，以沉默表示抗议。造反派被我的这种行为激?-了，骂我“装聋作哑，揣着明白装糊涂”，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但我不改初衷，他们也就达不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

1978年5月，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同志因过度劳累心脏病突发，死于工作岗位。我将此噩耗及时报告了罗瑞卿同志，罗当即表示要参加追悼会。我对他说：“您腿不好，参加这样大的活动不方便，送个花圈，转达您对家属的问候就行了！”罗瑞卿同志一再坚持要参加追悼会，送曾?-朝夕相处的战友，看望、慰问一下邢相生同志的家属，借以表示他的思念之情。

那天，他坐着轮椅来到了八宝山，参加邢相生同志的追悼会，并一一慰问了邢相生同志的家属，很多在场的同志都感动得哭了。市公安局的广大公安民警对罗瑞卿同志这种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敬仰不已，崇敬的心情更是与日俱增。我对罗瑞卿同志“只有好印象，没有坏印象”的想法，不仅反映了我的看法，其实也代表着全局广大公安民警的看法。可惜的是，罗瑞卿没过多久，也离我们而去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完全是凭空捏造

苏：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所谓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彻底平反，据我所知，“文革”期间，您为此遭受痛打，也没有妥?-。

刘：共产党员应该实事求是。1966年9月，康生?-过一系列的策划，给毛泽东写信，诬告1936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决定发表“启事”出狱，是“自首叛变”，提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问题。接着把六十一人的问题透露到社会上，陈伯达、?-青等到处支持红卫兵揪斗这些人。1967年3月中央文革借用中央名义，印发了《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材料，认定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的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就这样将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而且在全国掀起一股揪“叛徒”之风，使许多党员、干部遭到迫害。

1968年2月，中组部专案组诱逼部里的一位同志与我当面对质，让我承认是“刘涌奉?-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的命令”，将有关六十一个人的敌伪档案交给了他，后?-他转手交给安子文销毁的。为此中组部专案组对我进行审讯，拿出了他们编造的所谓证据，并不时地用坐牢杀头相恐吓。他们采用指供、诱供、诈供、逼供等办法，仍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证据”，便不断升级加压，从开始的推推搡搡，发展到对我采取揪耳朵、坐“喷气式”、罚站、熬鹰等方法，持续了一个月之久，仍一无所获。

我当时受尽了折磨，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承受了常人不能承受的压力，在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的情况下，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的?-则：“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完全是诬陷凭空捏造，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这使审讯我的人，既无可奈何，又不得不为我的刚毅、坚贞而却步。他们称我是“一块又硬又难啃的骨头！”。正是由于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说半句违心话，才使康生、“四人帮”迫害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阴谋未取得关键性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