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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涌 这一年,我回到北京市公安局(6)

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 作者:苏峰


刘:十年内乱,我国各条战线都遭受了巨大创伤。社会治安问题依然没有根本好转,这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首都的社会治安形势,自五市治安座谈会后,?-过反复的持续整顿和几个战役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开始向着好的方面转化,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情况好了一点,案子少了一点,群众硬了一点,坏人怕了一点。

当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内容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综合治理的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是综合治理的基础;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工作,并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关键。

通过广泛深入的法制宣传教育和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有了提高,广大群众敢管敢斗的劲头大了,涌现了一大批敢于挺身而出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治安积极分子。违法犯罪人员进一步分化瓦解,有悔改表现的增多。据1981年6至9月统计,就有2万多人坦白检举了各类线索、问题4万多件,从中破获了大批案件。送子投案,自动归案,把所窃物品又送还给事主或公安机关的事例接连出现。有的早已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诚恳地检讨了六年前因一时失足而抢夺别人财物的错误,又买了崭新的物品赔偿给被抢的同志。有的工人、干部为了挽救失足的子女,四处奔波寻找,把孩子送交公安机关教育,终于把他们从危险边缘?-了回来。这些都是“十年动乱”以来极少发生的。同时,劳改、劳教场所秩序有了较大的改善,逃跑人数明显减少。

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法学家,都亲自给失足青年讲课、作报告,嘱咐他们好好改造。譬如1980年至1981年,康克清、宫达非同志,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以及美籍华人牛满?-教授,亲自到少管所、天堂河、团河、清河农场视察,教育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不少单位的党、政领导也到农场看望本单位失足的青少年,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加速改造。据1981年1月至11月统计,又有960名劳教人员受到减刑、提前释放的奖励,有的还考上了大学。

为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我们提倡各个单位建立治安责任制。据1981年上半年统计,发生在单位内部的重大盗窃案件占全市发生这类案件总数的80%,损失占92%。少数单位思想麻痹,组织纪律涣散,漏洞很多,给犯罪分子留下了空隙。有的单位大量黄金、白银、珠宝、玉器、古玩字?-被盗后,竟长期未被发现,直至公安机关查获归案后才大吃一惊。1981年,全市推广首都钢铁公司在综合治理中抓组织领导、抓措施落实、抓对违法青工教育、抓发动群众、抓安全管理制度的“五抓”的?-验,以及解放军某单位“三铁一器”(即铁门、铁窗、保险柜和报警器)的措施,起了很好的作用,首都治安进一步好转。

顾问工作大有作为

苏:您对这几年的工作有什么感受?

刘:在北京市公安局顾问这个岗位,从1978年到1983年,我认真地干了五年。通过几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当顾问责任是很重的;不是有劲没处使,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顾问毕竟是一个新型的工作,过去“四人帮”、刘传新等人在公安局安排顾问用来作为排挤、迫害老干部的手段,现在要真正发挥顾问的作用。怎样才能把顾问当好的呢?有的同志说顾问就是照顾到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比较自由。我当顾问后也接到外地两位同志来信,说他们当了顾问后,工作不随心,当得无职无权,说话不管用,有劲没处使。我就给他们写了回信,把自己当顾问的认识体会告诉他们,相互勉励。

我之所以能够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就是市委、市局党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支持,他们不但在生活上照顾周到,给我配备了专职秘书,在工作中他们还主动地找我研究问题,征求意见,?-找我谈话,?-都把话写在纸上给我看,从来不怕麻烦(包括市委领导同志)。同志们的关怀和支持,给了我鼓舞和力量。

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国家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以身作则地谈到:“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句话代表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当时的心情,激励着我们这些老同志永远向前。

(本文参考了薛宪明同志提供的一些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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