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十年内乱，我国各条战线都遭受了巨大创伤。社会治安问题依然没有根本好转，这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首都的社会治安形势，自五市治安座谈会后，?-过反复的持续整顿和几个战役对刑事犯罪分子的打击，开始向着好的方面转化，概括起来就是四句话：情况好了一点，案子少了一点，群众硬了一点，坏人怕了一点。

当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内容是：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综合治理的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是综合治理的基础；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工作，并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关键。

通过广泛深入的法制宣传教育和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社会主义道德风尚有了提高，广大群众敢管敢斗的劲头大了，涌现了一大批敢于挺身而出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治安积极分子。违法犯罪人员进一步分化瓦解，有悔改表现的增多。据1981年6至9月统计，就有2万多人坦白检举了各类线索、问题4万多件，从中破获了大批案件。送子投案，自动归案，把所窃物品又送还给事主或公安机关的事例接连出现。有的早已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诚恳地检讨了六年前因一时失足而抢夺别人财物的错误，又买了崭新的物品赔偿给被抢的同志。有的工人、干部为了挽救失足的子女，四处奔波寻找，把孩子送交公安机关教育，终于把他们从危险边缘?-了回来。这些都是“十年动乱”以来极少发生的。同时，劳改、劳教场所秩序有了较大的改善，逃跑人数明显减少。

中央和市委领导同志，一些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法学家，都亲自给失足青年讲课、作报告，嘱咐他们好好改造。譬如1980年至1981年，康克清、宫达非同志，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以及美籍华人牛满?-教授，亲自到少管所、天堂河、团河、清河农场视察，教育违法犯罪的青少年；不少单位的党、政领导也到农场看望本单位失足的青少年，勉励他们继续努力，加速改造。据1981年1月至11月统计，又有960名劳教人员受到减刑、提前释放的奖励，有的还考上了大学。

为堵塞漏洞，防患于未然，我们提倡各个单位建立治安责任制。据1981年上半年统计，发生在单位内部的重大盗窃案件占全市发生这类案件总数的80%，损失占92%。少数单位思想麻痹，组织纪律涣散，漏洞很多，给犯罪分子留下了空隙。有的单位大量黄金、白银、珠宝、玉器、古玩字?-被盗后，竟长期未被发现，直至公安机关查获归案后才大吃一惊。1981年，全市推广首都钢铁公司在综合治理中抓组织领导、抓措施落实、抓对违法青工教育、抓发动群众、抓安全管理制度的“五抓”的?-验，以及解放军某单位“三铁一器”（即铁门、铁窗、保险柜和报警器）的措施，起了很好的作用，首都治安进一步好转。

顾问工作大有作为

苏：您对这几年的工作有什么感受？

刘：在北京市公安局顾问这个岗位，从1978年到1983年，我认真地干了五年。通过几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当顾问责任是很重的；不是有劲没处使，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顾问毕竟是一个新型的工作，过去“四人帮”、刘传新等人在公安局安排顾问用来作为排挤、迫害老干部的手段，现在要真正发挥顾问的作用。怎样才能把顾问当好的呢？有的同志说顾问就是照顾到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能干多少就干多少，比较自由。我当顾问后也接到外地两位同志来信，说他们当了顾问后，工作不随心，当得无职无权，说话不管用，有劲没处使。我就给他们写了回信，把自己当顾问的认识体会告诉他们，相互勉励。

我之所以能够做一些工作，起到一些作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就是市委、市局党委同志们对我的关怀和支持，他们不但在生活上照顾周到，给我配备了专职秘书，在工作中他们还主动地找我研究问题，征求意见，?-找我谈话，?-都把话写在纸上给我看，从来不怕麻烦（包括市委领导同志）。同志们的关怀和支持，给了我鼓舞和力量。

古人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国家副主席叶剑英元帅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以身作则地谈到：“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这句话代表了我们这些老同志当时的心情，激励着我们这些老同志永远向前。

（本文参考了薛宪明同志提供的一些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