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后来您还参加过世界大城市会议[8]，这是我们第一次参加？

王：是的。1980年4月，应意大利米兰市市长邀请，?-国务院批准，当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我任团长、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局长邵井蛙同志为顾问，徐巨洲、赵师愈、崔凤霞、贾蔼美为团员的代表团共六人参加了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有50多个国家的64个城市的市长、副市长、市政官员、建筑师、工程师、社会问题专家和学者，以及联合国相关组织的代表共200多人参加，多数来自第三世界。美国和日本没有来，苏联虽然来了三个城市，但是首都莫斯科就来了一个市议会对外关系处成员。会议议题是“城市的未来，未来的城市”，讨论重点是城市资源和居民服务设施问题。

苏：初次参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

王：会议是在米兰和都灵两个城市进行的，我们还参观访问了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帕多瓦等城市，给我总的感觉还是比较友好、和谐的。我们觉得大会决议的草案有几处有问题，譬如，谈到资源的归属问题时说：“应将资源?-?-视作全体人类的财富，而不仅属于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或对它进行辛勤劳动的人们”，“浪费和不?-济，大城市花费的增长?-?-是贫困的根源。”当时我们认为，这很容易被霸权主义利用，应该修改。我们先请示大使馆党委的同意，又取得第三世界朋友的支持，然后约见大会秘书长，友好地提出我们的意见。秘书长当场就把决议作了修改。

当时阿?-伯国家和非洲国家也提出一些不同看法，譬如，“非洲不要恩赐，唯一的要求是，对我们提供的?-料，给予公平的价格。”大会主席作了一些解释，最后通过了决议。苏联代表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他要求决议中不提阿富汗问题，结果闭幕式上，有代表提出两点人权不受侵犯的声明，得到大会支持。

苏：您对1978年的中国总体印象怎样？

王：1978年开始，我们对外交往激增，开始走出去。我负责外办工作比较久，从1967年一直到1983年离休，一直在北京市搞外事工作，特别是1978年后，出访比较多。这些年的出访，让我在很多国家看到社会秩序良好、生活和谐、文明礼貌，公路上汽车很多，但行车秩序很好，互相礼让，很少发生交通事故。

即使是30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方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差，不文明、不礼貌的情况到处可见。我们民族的特点是崇尚道德礼仪，有着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是礼仪之邦，优点、特点是很明确的。但是“文革”使一些优良传统、道德传统遭到破坏。“文革”流毒的影响不可低估，一直到现在都还存在。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号召是很重要、很及时的，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提高人民的素质、改进社会风气是有针对性的。

另一方面，30年来，我们的?-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也大大改善，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都有很大发展。国力增强，咱们腰杆更直了。这些都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对我们这些老人来说，是很欣慰的。

[注释]

[1] 1938年6月6日，为阻挡日军西进南下，国民党政府在郑州花园口决堤放水。黄河决堤让89万人无辜丧命，1250多万人流离失所。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达到“分而歼之”的目的，不顾复堤和迁徙居民，就想让黄河流回故道，将冀鲁豫解放区一分为二，其作用不亚于40万大军，公然撕毁之前国共两党达成的“先复堤后堵口”?-议。周恩来在上海的中共办事处领导王笑一、赵明甫等同志?-过一番有力论争，在国民党汛前堵口阴谋失败后，转而争取联合国的物资、器材、药品和面粉，取得了胜利。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成功，随后又千里挺进大别山，取得一系列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以水代军”的阴谋。此时，解放区复堤整险工程全面竣工。随后的几年，黄河安然度过几次大汛，书写了治黄史上的新篇章。

[2] 当时北京的旅游接待工作受北京市外事办公室领导。

[3] 1956年北京华侨旅行服务社成立，1958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成立。两社的接待对象主要是华侨、港澳同胞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旅游团体，接待工作主要是政治任务，增进友谊。接待人数并不多，主要集中于“五一”、“十一”两个节日前后。1959年接待港澳及外籍华人950人，1964年为2021人。外国来华旅游者更为寥寥。“文革”期间，旅游业基础处于停顿状态。粉碎“四人帮”后，北京的旅游业得到恢复和发展。1978年接待海外、国外旅客迅速增长为万人次。（参见周鸿主编：《北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