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我去送信的时候，在他家等了他一会，他们夫妻俩礼拜天都不在家，李昭同志当时在北京市纺织局，也很忙，两人都上班。家里的老保姆招待我喝水，在他的书房兼客厅等他回来。我发现他书桌上很多书，毛主席的，马克思的，圈圈点点。我发现凡是划圈、划杠的，都是有关科学方面的论著，那时他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过了好一会，耀邦回来了，“咦？刘冰来了呀。”“我等你呀，等了好久。怎么礼拜天还上班。”“礼拜天有工作就上班嘛。”然后，他问我：“什么事？”我就跟他说了有关迟群、谢静宜的事情。

他问我：“你带信来了吗？”我说：“带了。”他说：“给我看看。”他看完后，说：”你写到迟群吃安眠药，‘乱蹦乱跳’，你要实事求是，“乱蹦乱跳”这样的形容词，你写它干什么？我说：“这是事实，不是形容词，他就是“乱蹦乱跳”了。”他说：“哦，是事实，那就留着吧。”他表示了支持，但因为不在一个系统，他没有帮我转信。

苏：胡耀邦没有给您转信，后来呢？

刘：后来，我从惠宪钧那里惊喜地发现担任邓小平住宅警卫工作的部队就是惠宪均?-在师部的部队。第二天，惠宪均在该师参谋长的帮助下，将信送达警卫，警卫当天就转给了邓小平的秘书。为维护组织程序，九天后，我和惠宪均来到北京市委，向市委科教组组长肖英、军代表汇报了迟群、谢静宜的问题。肖英和军代表热情招待了我们，我们把信交给他们，请他们转交给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并要求吴德接见我们，表示静候通知。

信给了之后，我们和迟群、谢静宜的斗争也就开始公开化了。时间从8月、9月，一直到了10月。中央和市委都没有回音，而迟群及其爪牙对我们的“动作”却越来越多。10月13日，我和惠宪均、柳一安三人又写了一份信（吕方正已回部队），但署名还是我们四人。送信仍按?-来的办法，托警卫转给秘书，没想到，秘书告诉警卫：“这里不收信了，让他们把信送国务院。”这样，我们只好另想办法。

我想起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琦，我们抗战时期是同在太行山的老战友，比较了解。我找到李琦，说明缘由。李琦请时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主任的胡乔木将信转给了邓小平。

根据组织程序，几天后，我和惠宪均又去了北京市委，向肖英和军代表作了口头汇报，并委托他们将第二封信转交给吴德，依然表达静候吴德接见的意思。

苏：您后来和肖英还有联系吗？

刘：他很热情，负责。我后来没跟他联系过，不过知道他一直在北京市工作。

时间到了11月3日。迟群、谢敬宜搞突然袭击，召开清华、北大两校的常委会。两个月来，吴德不接见我们，而这天下午，他来了，他来“传达”毛主席对我们两封信批示的精神。吴德传达完精神后，让迟群主持会议，迟群要我念信，会上的人将“棒子”、“帽子”一起向我们打来，我们被围攻三小时后，被“专政”，失去了自由。

第二天，两张大字报《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定了我们四人的“性质”。以后会议层层扩大，11月12日，召开由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1300余人参加的针对我们四个人的所谓“批斗会”。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人们

苏：1975年11月15日，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您列席参加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请您详细说说这次会议上人们的言行。

刘：好。批判的第13天，也就是11月15日，谢静宜通知我晚上7点到人民大会堂。到那里干什么？她拒绝告诉我，把电话挂了。我去了之后，等了一会，大约8点钟，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小平传达了一些主席的其他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

张春桥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