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峰：覃公又是一位传奇人士，您所接触的孙越崎又是怎样的？

张廉云：我非常尊敬孙越崎[31] ，他很有见地，做事极为执着，平易近人，我非常有幸能与他结识。他是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委员长，后来留在大陆，上世纪50年代初被分配到唐山的开滦煤矿，和一般干部同住在一个大院里，和院子里的人们处得很好，大家都喊他们夫妇为孙大爷、孙大妈。

19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老夫妇被压在房子底下，院子里的人都急着找孙大爷、孙大妈。所幸的是平房，两个人虽然都压在房子底下，却没有受到多大的伤害，就是擦破了皮，四周是倒塌的砖瓦，动弹不得。老头老太太就待在倒塌的房子下，安心等着。后来听到外面有人到处喊：孙大爷、孙大妈，两人就回应了外面的人，就这样把老夫妇俩给救了出来。

孙老非常有主见，为人又热心，替人落实政策不怕得罪人。再一个就是对三峡工程，也是不怕得罪人。他对三峡工程提意见，让人觉得真是共产党的“诤友”，提到最后，有人劝他：孙越老，别说了，已?-定了。要再说的话，不合适了。

吕植中：大家谈到这些老人，我有这么个印象，我父亲吕汝骥[32] 和孙老一块从干校回北京，孙老住在三里屯他女儿家。1978年民革恢复时，很多人都在找组织，真像电影里演的一样，他们都那么老的人了，拄着拐杖，去找组织。真的让人感慨！

张廉云：说起这些老人，我们对他们真的很有感情，非常尊敬他们。我在民革这十几年，自己也是收获很多，一方面，我接触了这么多的人，这么多杰出而品德高尚的人，特别是这些长者。我以前在学校、医院等基层工作，到了民革，我才有这样的机缘得以接触这些民革前辈们，他们有自己的一段历史，有自己的专长，有自己的宝贵?-验，对我来说，学到了很多。在座的我们几位可以说，付出了努力，学到了东西，都是民革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喜事连连的1978年

苏峰：总的来说，您对1978年的印象是怎么样的？

张廉云：虽然我非常反对听套话和讲套话，但回顾1978年，回顾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变化，我是言必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为什么呢？解放后，我们这一代人?-历了很多次运动，我这个人又爱说，所以有一些不好的记忆。我也不愿再去说、再去写。只有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才觉得生活完全不同了。我说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大时代的转折，不是口头上说说口号而已，是真有切身体会，是事业的转折，也是人生的转折。

苏峰：给您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改变？

张廉云：这一年，我们家可真是喜事连连。首先是我爱人车懋麒“右派分子”的问题彻底平反了，1982年，民政部为我父亲颁发了“革命烈士证明书”，我背了几十年的两个大包袱不存在了。这几十年中的辛酸苦涩，非平常人所能体会。

1977、1978年，我的两个孩子先后都考上了大学，也是1978年这一年，我们全家由住了22年的两间南向的小平房搬入宽阔的新房，一家子开始了愉快而又轻松的生活。

现在想起来，1978年这一年真是挺热闹的。对于我个人，对于民革，真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侯镜如（1902-1994），号心朗，河南永城人。侯镜如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东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指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南昌起义中机智果敢、成功克敌。在大革命失败期间，他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但他执着地以救国救民为己任。抗战期间，他在国民党中供职，始终率部在抗日最前线，参加过忻口战役、徐州会战、长沙会战、湘西会战，是国民党军队中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解放战争中，任第17兵团司令的他利用自己的威望和职务促成了多次起义。1952年7月，侯镜如在周恩来、安子文、李克农等人的邀请下，从香港回到祖国，定居北京，任政务院参事。1955年加入民革，历任民革第三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中央常委，第六、七届中央副主席。

[2] 六将指侯镜如、苏从周、覃异之、李文澜、张克明、甘祠?-，六兵指何为奇、李增玉、殷继增、苏彤、郭鸿志、任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