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孩的嫂子后来想办法让他的爱人跑了，她自己被捕了。这些人又让局长的老伴和儿媳两个人对质，结果仍是毫无所获。狗急跳墙，就把儿媳给枪毙了。

这个局长的秘书特别坏，总是想立功，从中做了不少坏事。

《星光》是悲剧。这个小女孩最后也醒悟了，不过她自己也死了。

刚开始排这个戏的时候，是有争论的，因为它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红卫兵。

苏：对，那时候“文革”刚结束不久。是1978年？

王：嗯，我记得时间大概是1978年底、1979年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我们就排起来了。当时开始纠正冤假错案了。

写这个戏的作者是福建海军文化部的一个部长，他花了很长时间才完成。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属于伤痕文学，是关于“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受迫害的。这个本子拿到我们剧院来，我们觉得本子不错。“文革”后没什么戏，这个戏反映“文革”，内容不错，但是还要修改。因为它否定“文革”、否定红卫兵，部队不敢演。我们剧院定下来要排后，很多老导演不愿意排，怕犯错。问我，我说我愿意排，这是事实。这时一位资深作曲家问我，你排吗？我说，我排。我问他，你写曲子吗？他说，我不写，?-知道什么时候又不对了，怕挨整。

苏：您为什么就不怕呢？

王：这是历史的事实。把历史记录下来，让历史教训告诉人们，历史不能重演，就这个目的。如果没有历史记录，人们就会遗忘。历史悲剧就有可能重演。

定了之后，我们去福建给福空文工团排戏。主要演员和导演是我们剧院的，和他们合作排。排完后，再带回北京继续演。去了之后发现，他们已?-请了一个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做导演，我们作为客座来交流学习。后来在分析剧本的时候，发现思路不一样，对人物的理解也不太一样。我们就向部长提议分为两组来排戏，哪个组排得好，就用哪个组。

我的工作方法是大家都听导演读剧本，把全团所有的人都找来，包括演员、乐队、舞美、灯光、伴奏等，因为大家的工作都是围绕这个戏来的，你必须了解这个剧情，了解这个剧情的需要。当时我们是带着钢琴伴奏去的，根据我的这套导演方法，先是大家一起分析剧本，分析角色，把自己的唱段背下来，然后对着剧本配着钢琴伴奏唱，一直到把唱段、节奏和情绪都唱对了，这样一场一场地过，之后才能进排练场地。

因为我们人少，而且歌剧本来就紧凑、精练，我们就把一些要求人多却无关紧要的戏给删了。歌剧对演员的作唱念打是有要求的，必须要有韵律和诗意，它的语言随着音乐而有韵律，形体是有造型的。我们的演员很有表演功底，特别是那些资深演员，很有艺术修养，资深演员和年轻演员们都很努力。最后在全军汇报演出的时候，我们剧院院长也从北京来福建看，我们两组演员都上演了。两场演出都很好，我们的戏让大家都感动得哭了。

在福空文工团演出的版本中，结尾是儿媳妇在山坡上被枪毙了。回北京再演出的时候，为了不落套，我们把结局又作了一次修改。朦朦这个小女孩，虽然她指认自己的亲人，但她本人也是被蒙蔽的，她本身也很可怜。于是我们以她最后的一声叹息和投水而亡作为结尾。这一场戏有了大特写：朦朦戴着红袖章，拿着红宝书，背着小背包，昏昏沉沉地走上台来，坐到了河边的大石头上，她觉得太累了，低下了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她抬起头来，仿佛看到在河流的对岸，老局长在那里微笑着。朦朦喊了一声：“爸爸！我来找你。”伸出手来，向她爸爸走去。朦朦也就这样走到了河里，“哗”的一个大浪花，就把她盖了。此时，背景音乐深沉而肃穆。到这里，也就全剧终了。

当时的观众都是?-历过“文革”磨难的。大家都感觉到这一声叹息，多么沉重呀。天真烂漫的她?-过这么多磨难，家破人亡，自己也陷入幻觉，蹈河而死。最后结尾的时候，剧场里一点声音都没有，过了一会，才是“哗哗”的潮水般掌声。

艺术的最高境界往往是语言无法表达的，而音乐，往往能表达某种境界和感情，甚至哲理性，这就是歌剧的伟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