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从小热爱的那些诗人作家，个个放荡不羁、道德败坏，被人指责为寡廉鲜耻。第一个是拜伦，然后是王尔德。上中学时的蓝皮日记本上我工工整整抄着拜伦和王尔德的诗句――“我对你的爱就是对人类的恨，因为爱上了人类，就不能专心爱你了。”“人生因为有美，所以最后一定是悲剧。”《拜伦传》是我十五岁那年，从动物园那家后来改成粤菜馆的书店里偷的两本书中的一本。

仅仅用没有钱来解释我偷书的行为是不充分的，作为一个中学时代的北京市三好学生，海淀区中学生智力竞赛三等奖获得者和红五月歌咏比赛的报幕员，我以此表明我内心的立场，我站在拜伦和王尔德们一边，对一切道德准则表示蔑视。

我蔑视而又能够遵守那些准则说明了什么？虚伪？掩饰？克制？胆怯？所有那些可以指认我是个好少年的证明，都是勉勉强强获得的。市级三好学生――我已经被告之不符合要求，但因再无其他人选学校不愿平白丢掉一个名额而给了我。智力竞赛――整个过程中我只回答了两个问题，而其他学校的学生因为回答的又多又错，所以我等了奖。歌咏比赛，鬼知道为什么选中我，我想是因为我总爱读些超过我理解范围的诗，不过结果证明我是不称职的，因为我在报幕时忘了让下一个队作准备而在礼堂里引起一片混乱。

总之，我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勉强可以被称为好学生的人。这勉强已经预示了我将开始的模棱两可，左右为难的人生，准备遵守世俗的准则，而在内心偷偷着爱着拜伦和王尔德，渴望与众不同的生活。

“犯罪不是庸俗，但所有的庸俗都是犯罪。”

“只有特别之物才能留存下来。”特别，就不论善恶。我寻求特别之物。

“我不仅要做一个恶棍，而且要成为一个怪物，你们会宽恕我所做的一切。换句话说，我要把你们的衡量标准变成荒唐可笑的东西。”

这是我知道的，最令我颤抖的豪言壮语，在一百年以前，被最优雅的人用优雅的态度说出，比长发愤怒青年的重金属喊叫更对我的胃口。

徐晨说：“可以理解，道德败坏的人没有禁忌，更加有趣。”“有趣”――我努力想追求正确的生活，实际上却一心向往有趣的生活。但我既缺乏力量，又不够决断，追逐这种并不适合于我的生活的必然结果是痛苦多于欢乐。但那时我坚持相信那个“白痴”公爵梅希金的说法：“她的眼睛里有着那么深的痛苦，是多么美丽啊！”

我不能一一列举我做过的蠢事，花了很多年我才意识到，实际上对我来说一句不得体的蠢话比背叛、残暴、欺骗这样的所谓罪恶，更加难以接受。罪恶里还时常蕴藏着某种激情和勇气，激情便与美感有关，而平庸与乏味则毫无美感。对我来说这是直觉的反应，达不到年轻歌德的高度――为善和美哪样更大这种问题而深受折磨。确立某种生活准则，并有勇气去坚持这些准则是必要的。可惜大家通常既无勇气坚持善，也无勇气坚持恶，甚至没有勇气坚持随波逐流。更加不幸的是，我对他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领悟力，有了这份本可不必的理解，做起事来便难免拖泥带水，对一切都失去了明确的尺度。这对我的生活是个致命的错误。

错误当然不都是丑陋的，有些东西因为错误而格外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