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葡萄牙人统治的任何时期，定居澳门的葡萄牙人都很少超过几千人，然而，澳门社会的卢西塔尼亚人标记依然是无法抹去的。在城墙之内，在那座把澳门地峡与辽阔广袤的中国内陆分隔开来的关闸的后面，一个中葡混血人和印欧混血人的社会在繁衍生息、兴旺发展。在一个庞大的海上贸易帝国的这个结点上，澳门凭着自身的资质脱颖而出，成为贸易中心，以及文化、教会和政治的中心（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帝汶岛一直是澳门的属地）。澳门不仅是葡萄牙的新技术和新思想（无论是世俗思想还是宗教思想）的传递者，而且也是新的政治信条 包括那些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有着密切联系的政治信条 的运送者。中国的改革家和激进分子们没有放过这样一些观念。尽管一直没有被复制到中国本土，但“忠诚议会”的双重制度，以及最重要的慈善组织“仁慈堂”，一起给澳门社会打上了它们的政治品格和社会品格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尽管是以经过改良的形式。

一条人口稠密的地峡，通过大桥与相邻的两个小岛 ?仔和路环 相连，今天的澳门很像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填海拓地的面积几乎三倍于澳门最初的大小（19世纪约为10.3平方公里）。不过，传统的遗存，依旧可以在人文景观和建筑物中看到。对游客来说，以及对澳门旅游业的繁荣来说，最明显的特征是那些要塞（大炮台），以及曾经守卫这块殖民地的军事据点（这倒未必是为了抵挡来自中国的侵袭，而是为了抵御其商业竞争对手，即荷兰人），还有就是商业资产阶级（最初的买办）的大本营 南湾区。就像明信片图画上的那样，圣保禄教堂及学院的前壁（大三巴牌坊）是澳门教会遗产的标志性建筑，从1583年起，澳门就被称作“圣名港”。自1915年以降，亚美打利庇卢大马路（更为人知的是广东人给它取的名字“新马路”）就一直是中国沿海建筑的象征，海外华人把它复制到了东南亚各地。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庄严的中央酒店，澳门的现代繁荣长期以来所依赖的最初的娱乐场。但是，如果说1970年代占支配地位的形象是围绕亚马留总督那尊跨骑骏马、手握马鞭、躲避中国刺客的雕像而设计的新葡京酒店娱乐场的话，那么1990年代后期的象征性形象，就是那幢傲视群雄的中国银行大楼了，它耸立在那里，像雕像一般，俯瞰着?仔和路环。

然而，文化和建筑的传统遗产已经变得脆弱易碎。到处都在弃旧图新。只有日本的京都和奈良可能是例外，那里没有太多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亚洲变种，经济实用主义实际上起到了保护这两座城市的作用。澳门的传统遗产所面临的真正威胁，是对财神爷的崇拜 在过去几十年里，无论是对游客还是对当地居民来说，这一点都实在再明显不过了。政府遏制这种退化的努力，尽管值得称赞，但如今看来，似乎也只是维持现状而已。

澳门史的书写

说来也怪，澳门历史的书写（不包括政府和教会官员留下的历史文献），其筚路蓝缕、草莱初创者，竟然是一个名叫龙思泰的瑞典人，他的著作《葡萄牙在华殖民地史略》(2)1836年出版于波士顿。龙思泰是瑞典驻澳门荣誉领事，从前是广州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他很好地利用了现存的澳门文献档案。龙思泰对澳门史的贡献，就是揭示了葡萄牙人自称是澳门至高无上的主人与葡国政府按年向中国支付地租的义务之间的矛盾。正如龙思泰所揭示的那样，英国1842年为获得对香港的条约权利而采取的行动，导致了葡萄牙官员用了40年的时间来寻求与中国缔结一份必不可少的条约，以承认葡萄牙的主权。这就是1887年批准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龙思泰的这一开拓性的探索，部分程度上加速了葡萄牙人研究其在澳门的殖民地的历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曼纽尔·德·卡斯特罗·桑帕约研究澳门华人的历史社会学的开拓性著作（1867）(3)，以及本托·达弗兰卡的《澳门史》，后者是一部源于已出版的材料和本地文献材料的历史著作(4)。而在这两部著作之前，则有《大西洋国》杂志，这是一份关于澳门历史的本地学术刊物，自1865年开始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