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这条铁路线成了中国革命的受害者。紧接着1911年的事件所导致动乱之后，这项计划再一次被提交给北京当局，并获得了革命政府的批准。然而，正如一份英国的备忘录所揭示的那样：“有了粤汉铁路的例子在心里，广东人不愿意在新的铁路上投钱，尤其是当政治环境依然像目前这样不确定的时候。”另一个因素是这条铁路的主要发起人梁云逵在募集必要资本时所遭遇的困难。尽管广澳铁路公司公布了一份计划书，以及为筹集必要的赞助所作出的断断续续的努力，连同对铁路线的勘测，但这项计划最终还是消失得无影无踪(12)。此后，关于一条连接到澳门的铁路线的观念，只在1990年代再次出现过。

尽管围绕“苦力”贸易的活动让澳门港获得了新生，即使在香港作为华南沿海的杰出海港辉煌崛起之后，但随着苦力贸易的终结，加上内港的逐步淤积，要想让澳门的商业繁荣得到挽救，就需要创造性的解决办法。1884年，工程师罗理路被委以重任，负责设计澳门港的清淤。尽管进行了详细的勘测，并先后在1891年、1897年、1903年和1907－1909年间接二连三地提交讨论，但全都被认为是不可行的，至少从财务的观点看是这样。只是随着葡萄牙共和国的出现，诸如此类的计划才开始有所行动。工程最终在马沙度总督（1910－1912年在任）的领导下着手实施，并在1917年，由米那总督以更大的决心、按照工程师卡斯特罗?布兰科所拟订的计划予以推进。在最后的阶段（结束于1927年），海港的清淤工程被阿德默尔?德?拉塞达以600万港元的价格承包给了一家荷兰公司。(13)

1928年的一份英国人的报告证实，某些值得注意的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到这一时期都已完成。这些工程包括：大范围的清淤和填海拓地（总计300英亩），耗资15，000，000港元；修建了一个能供船只使用的新海港，筑起了高20英尺、长4英里的防波堤，围住新海港；在?仔和路环安装了电力设施；修建了一条从路环到澳门城的输水管道。另外，澳门开通了到葡属印度和非洲殖民地的定期班轮，强化了澳门作为葡萄牙产品分销中心的角色。到这时候，澳门已经开通了到广州和香港的定期班轮，并且有电报和电话线连接到香港和全世界。(14)

1927年，澳门还在?仔岛设立了“海上航空中心”，尽管更多地是一个安全和出头露面的问题，而不是严格的经济实惠。到1920年代晚期，还开始了修建石岐到澳门的公路。第一段穿过半岛的颈部进入中国领土，于1928年举行开工典礼。葡萄牙当局把这一愚昧的计划归功于前中山县县长梁鸿?，此人在红色罢工时期镇压罢工者和共产党人有功，从而赢得了葡萄牙人的信任。(15)

然而，在很多方面，澳门都落后于香港、甚至广州。学校教育便是一个这样的空白。圣保禄教堂的耶稣会公学只不过是一段记忆。由于澳门高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落后，本地那些雄心勃勃的学生便不得不到香港去接受更高的教育。尽管在中日战争期间有很多中小学和大学搬迁到了澳门，但出于各种目的和意图，教育依然被教会所垄断，而教会教育在宗教方面远胜于技术方面。鼎鼎大名的耶稣会圣若瑟书院 很多牧师都是从这所学院出来的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例外是1920年代的澳门英文书院。另外，澳门的商业资产阶级都是在传统的中国学校里接受教育，首先是古典课程，然后再是稍嫌陈旧的民族主义课程，就像在海外华人当中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