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在其发展中的这一阶段，澳门代表了中国贸易城市的典范，虽说它座落于海上，并且在葡萄牙人的管理之下。尽管个人、家庭和宗族在创造财富上取得了成功，而且，像他们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的同胞一样，也代表了最早的一批现代中国资本家，但工业的多样化却只能留待未来。

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三种传统的手工业在制造业中占支配地位。它们是火柴、炮竹和神香的生产。1930年，火柴、炮竹和神香的份额加起来占到了出口总额的37.8%。毋庸置疑，这些早期手工业的发展，因为来自中国的移民潮所提供的廉价劳动力而成为可能。此外，这些产业也得益于对主要原材料所征收的低进口税，以及美国作为这些商品的主要市场所给予的关税优惠。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里，很多观察者都把澳门的特征描述为一个大渔村(19)。这幅图景并不错，事实上直至战后早期的那些年依然如此。在战前的那些年里，渔业一直是劳动力的主要雇佣者，在1930年，鱼产品占到了澳门出口的四分之一。然而，像鱼和鱼产品这样一些非人造商品直至战后时期依然在澳门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这本身就显示了工业产品的实际价值很小，从传统手工业到轻工业产品的转换还只能留待未来。不过，还有一点也是真的：手工业为澳门的早期工业化充当了开路先锋。

1927年的人口统计显示，澳门的人口数（包括?仔、路环和大小横琴岛）是157，175人，这次统计揭示了当时澳门社会人口学图景中的某种东西。有趣的是，它反映了渔业的实力，上述数字将近一半被分类为海上居民。在这一时期，澳门半岛的数字是：98，202陆地居民，50，254海上居民。人口总数当中，152，738人被分类为华人，3，846人是葡萄牙人，其他591人。当时在澳门居住的外国人当中，最大的群体是荷兰人，人数是20，英国人13个，日本人2个。(20)

如果不考虑个人企业家，这幅图景将是不完整的，他们是商业资产阶级当中的革新者和冒险家。1936年，政府草拟了一份名单，列出了30位主要的工商要人，连同行政、社会和文化圈子里的关键人物，“以便更好地验证社会与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镜湖医院慈善会和同善堂再次被列为杰出的华人团体，加上中华总商会。在这份名单上高居榜首的个人，是华人社区被封为“资本家”的十多位名流。接下来的9个人被认为是澳门一些关键工业企业的经理人或拥有者，这些企业是：“昌盛”烟草公司，“昌明”火柴公司，“岐关”运输公司，“先施”百货公司，“广兴隆”炮竹厂，“陈联馨”香厂，“中山”雪厂（制冰厂），以及一家腌鱼厂。这份名单接下来开列的是澳门主要的华人名流，即：中华总商会会长，镜湖医院院长，同善堂值理会主席，圣善学校的校长，粤华学校的校长。特别是还提到了政务委员会前投票委员、前中国驻伦敦公使刘玉麟博士。(21)

面对世界市场，澳门经济的弱点被“大萧条”给凸显出来了。正像在华南一样，澳门的商业和贸易在1930年代初期下降到了历史新低。在政府之外，只有百年老字号的慈善组织“仁慈堂”依然在从事社会福利活动，为那些社会或政府认为不值得支持、或者超出其支持能力的人提供安全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