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苦力贸易的衰落，澳门的未来退一万步说也是悬而未决的。虽说帝汶岛已于1896年10月15日宣布从“澳门省”独立出去（至少是为了行政和政治的目的），但澳门的财政依然不得不每年拿出数目不菲的60，000澳元，养活帝汶岛的殖民前哨。承受了这样的重担，连续几任澳门总督都在试图寻找一个创造性的解决办法，来应付财政收入的捉襟见肘。例如，1893年，政府确立了对进口、销售和出口石油连同对出口火药、硝石和硫磺的专营权，由此得来的利润将被排外地分配给海港工程。不过，最持久的垄断 澳门在本地区和国际上的名声正有赖于这一垄断 还是赌博业，以及跟鸦片联系在了一起的“包税区” 从19世纪晚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正是包税区把澳门从污名中营救了出来。

鸦片专营体系

在澳门，鸦片的生产和销售始终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说它是经济问题，乃是因为，作为一项政府垄断，它长期以来充当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说他是政治问题，乃是因为，鸦片贸易，就像鸦片的食用一样，必将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尤其是国际联盟的谴责，而且，到最后，当国际联盟忙着清理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则主要是受到英国的谴责。事实上，在1927年以前，澳门的鸦片贸易一直是在“包税”体系之下运作的。根据这一体系，政府把加工、包装、销售鸦片的专营权承包给了投标人 总是一家华人商业财团 作为回报，经营者则把扣除固定“租金”之后的利润上交给政府。这家获得许可的华人商业财团，不仅垄断了澳门地区之内的销售，而且还垄断了澳门所生产鸦片的出口。就这样，澳门在某种程度上赢得了作为国际鸦片走私的主要中心之一的名声。

葡萄牙的问题是，它的鸦片供应依赖于英国，英国的代理机构垄断了从印度到波斯的优质鸦片的来源。经常，葡萄牙不得不向英国人证明它的购买量是正当的。尽管英国人对于向政府垄断供应鸦片并没有什么顾虑，但他们强烈反对明显的过量进口和再出口的做法。葡萄牙当局在给英国人的陈述中反复声称，减少向澳门供应鸦片将损害该殖民地的财政地位。

1909年4月1日，从澳门向旧金山出口精制鸦片的业务终止了。这项业务占到了澳门鸦片包税区经营者总贸易额的70%。这个月的月底，澳门鸦片包税区终止了它的生意。澳门政府便接手把这桩生意继续做了下去，直到1910年7月，一个新的包税区被创立。在1909至1910年之间，澳门生产的几乎所有鸦片都是在本地被消费掉的（1909年是181箱，1910年是150箱）。即使这一高比例的本地消费被认为是“合法的”，而且在与英国签订的进口协议的限制范围之内，但人们还是注意到，中国在革命之后对吸食鸦片的限制，导致了澳门鸦片消费的增长，而且，推测起来大概也导致了吸食者数量的增长。

但是，随着1911年鸦片包税区的再次建立，非法的或无照的印度鸦片的进口和再出口重新抬头。1911年7月至1912年6月之间，澳门进口了1364箱无照的印度鸦片，635箱经由新加坡船运，400箱经由加尔各答，329箱经由香港。在1911年的头6个月里，澳门鸦片包税区熬制了114箱鸦片用于出口墨西哥。此后12个月的数字是344箱。英国人由此推断，为出口墨西哥而加工的鸦片当中，有很多都不是为了合法目的，因为它远远超出了墨西哥垄断者所求购的数量(28)，而且很有可能，这些超量的鸦片被转运到了中国。

比方说，在1910年，港英当局就曾注意到，香港的立法无助于限制向中国出口吗啡、鸦片和可卡因，因为这些药品被出口到了澳门，而“在那里，并没有对把它们再出口到中国做出什么明显的限制。”回顾这一年，共有2，825磅吗啡、2，600盎司可卡因就是这样被出口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