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以为，《西州月》里的关隐达是王跃文先生众多小说里用情最深的人物。关隐达出身草根，大学毕业进入机关，鬼使神差做上地委书记陶凡秘书，让人嫉妒得直流口水。竟然又与陶凡女儿陶陶暗通款曲，竟至成为领导乘龙快婿。人入官场，能做上领导秘书，前程已是一片光明，官运门板都挡不住，若还能成为领导女婿什么的，更是如虎添翼，更没法摁住他，不让他飞黄腾达。也正是因了与陶凡这层特殊关系，关隐达才顺理成章做上地方主要领导，盛极一时。大家心里不好受，背后说关隐达是官瘾大，不然也不会挖空心思，做上陶凡秘书还嫌不够，还要勾引领导女儿，据为己有，为仕途铺平道路。

关隐达有官瘾，也是没法否认的。身处官场，却声言不想做官，淡泊名利，绝对虚伪。可我觉得关隐达官瘾大，却不是官迷。他有着中国士人修齐治平的传统理念，想凭自己的能力做番事业，以无愧于养活自己的衣食父母。然而成也陶凡，败也陶凡，陶凡不可能永远待在地委书记位置上，他老人家一退，关隐达便开始走背运，官路越走越偏，越走越窄。大学同学为安慰他，给他寄名信片，以太白诗为赠：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就像当年王昌龄一样，关隐达与陶凡这层特别关系都到了夜郎西，天高皇帝远，前程黯淡，已是欲达不能，余下的，也就只有隐了。

当然不是人隐，是心隐。隐逸是中国士人的千年情结。这源于老庄的无为思想。老庄一向不把官场放在眼里，乐于自由自在的泉林生活，宁肯曳尾于泥塘，也不愿依附权势，委屈自己。儒家不忘仕进，却又提倡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见就是现，就是显达，前提是邦有道。遇上邦无道，就拂袖而去，干脆退隐。当然显达要显达得气慨，叫达则兼济天下；退隐也要退隐得有原则，叫退则独善其身。儒道文化是中国本土文化的根基，道家讲全隐，儒家观念里一半是达，一半为隐，这么换算过来，中国文化血脉里，也就有四分之三的基因都是隐，只有四分之一是达。换言之，作为中国文化传人的知识分子，要想抹去脑袋里的隐逸情结，是绝对不可能的。尤其像关隐达，都已远谪夜郎西，仕途无望，不隐又能如何？

不过关隐达到底还留在官场，还做着上不能上下不能下的地方次要领导，要他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至少为生存，为活命，总得有个地方拿工资吧？关隐达只好自求平衡，就像目下官场中人最喜欢挂在嘴上的，以儒家思想做事，以道家思想做人。大凡说这种话的人，都是官运亨通前途无量的官场红人，一个个心高气傲的，不可能还心存道家，系念泉林。可对关隐达来说，却只能如此，别无选择。毋庸讳言，现实中的官员如果落到关隐达这个地步，自然是一种失败。可作为小说人物形象，关隐达这一角色却因此显得格外丰满，非常可爱，让读者无不牵肠挂肚。试想关隐达如果一路凯歌高奏，做上县领导又做市领导，做上市领导又做省领导，顺风顺水，心想事成，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又高又大又全，读者还会这么喜欢《西州月》吗？

其实文学不全是生活，文学如果与生活完全画等号，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文学是用来书写缺憾和亏欠的，不是用来显摆所谓的成功人生的。成功属现实层面的东西，与直抵精神的文学不相干。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也不可能永远待在成功的顶点，不再下山。成功只是一时，有涨必有落，有起终有伏，不是你主观上隐不隐，退不退的事。往大处说，再怎么成功，再怎么显赫，总要归之于无。百年随时过，万事转头空，隐也好，达也罢，到头来九九归一，都会落入永恒的寂静。

这就是跃文先生的高明之处。他用看似不怎么经意的笔触，贡献了关隐达这个文学人物，你读来却欲罢不能，够得思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