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职权上困难呢？他说自战事起来后，党内曾有决议说：今后要多数人工作，少数要讨论，一个人决定。——这一个人当然是说蒋委员长。若正式民意机关必应有最后决定之权，没有决定之权，不成一民意机关。但这样便与上面的原则冲突了，所以很困难。

这是在南京的话，后来迁到武汉，卒成立国民参政会。而由于这三点困难不易解决，只能勉强算一个准民意机关。

五、末了，说到我个人在参议会中的尽力，却无多。参议会在南京时，我常常跑回山东照顾我们自己的工作。参议会在武汉时，我又跑一次延安，并驻于徐州许久。所以黄炎培先生常笑我缺课。——每次开会我们坐下来听代主席委委婉婉谈各种消息情报，黄、沈诸老均笔记甚勤，如像学生上课一样，因以缺席为缺课。

我所尽力者，总是我的老主张，发动民众。第一天（8月17日）会上，我就拿出来说。我要求建立一个担负全国动员的系统机构，以应付大战。大意就是《大公报》所发表的（见前“八一三以前的文章”①一节内）。那话说起来，未免长些，内容涉及行政改革、教育改造。有一位性急的朋友，就来阻止我不要说下去。他以那时上海的炮火正紧，应当商量军事，商量外交，你怎么说这个呢？当时会议席上参议诸公而外，政府各部长均在坐，看神气能理会我的意见的人很少。大约他们都觉得我“文不对题”罢！我的话，亦实在说早了些。但不知抗战四五年的今日，对于这个需要、这个主张可有人认识否！

8月19日我奉蒋公命，陪同蒋百里先生到山东，视察防务，离京缺席很久，到10月初，沈钧儒先生在会上提一建议案，大致主张利用失学失业知识分子（如留日学生回国的、华北各大学学生及其他）组织乡村工作团下乡工作。原案经国防最高会议采纳，交下参议会再拟具体方案。于是促动我，为再度之献议。

那具体方案，是经秘书长彭学沛，邀集参议同人，会同各有关主管机关（例如大本营第六部、内政部、中央农业试验所、，实业部合作司、卫生署等）拟定的。从我看去，于事实无益有损，不能附和。原案要点：

一、开首点名，此种工作系补助中央暨地方行政所不足，因为原有其负责机关的。

二、列举工作项目，内计有民众训练、抗战宣传、农业改良、合作指导、公共卫生等若干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