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年快结束前一个月，班上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封信，一律都是手写信纸装在信封邮寄到系上，是一位老太太寄来的。

老太太信上说她的上一代从中国的山东来到洛杉矶，老太太是中国血统的美国公民，本姓刘。老太太自称她心中充满演戏的狂热，可是矛盾的是她又说，她一部戏也没有演过。

这种自说自话二百五的信，我们可收得多了，大部分同学都当是无聊的信，立刻扔了。我本来也想把信扔掉，可是看到信里附的老太太的照片，我忍不住多看两眼。

这张照片倒让我觉得有点亲切。于是我把信看到完。

她嫁给一个大男人作风的中国人，生了五个孩子，她把孩子们养大以后，丈夫又中风了，她就继续用她的人生照顾丈夫，直到丈夫死，她终于喘了一口气，却同时发现自己的生命也快到尽头，她被医生告知得了癌症。她的五个小孩当中，有两个愿意照顾她。但她的小孩都不能理解妈妈的最后愿望――老太太想自己出钱，拍一部她一个人主演的电影。

孩子们显然都没有把老太太的愿望当真，这一听就是个荒唐的愿望，不实际，没意义，不知所谓，白浪费钱。

可是老太太不放弃，她大概是在免费的LA周报上，看到了我们电影系所集体刊登的征求演员广告，就给我们全班一人来一封信。

我们班其实颇有几位同学为了拍片的经费发愁。老太太既然说了要自己出钱拍电影，为什么还是没能吸引这几个人的注意？

我再往下看信，马上明白原因，老太太所谓的要自己出钱拍片，拿得出的钱还不到四千美金。这在电影系学生来说，不是什么有吸引力的交易。

直到有一天，我们班有一组戏在UCLA的医院里拍，我当麦克风操作员。我们正在走廊上打灯，谁也没注意现场出现了一位坐轮椅的病人老太太，她躲在一大堆灯柱后面，看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镜头位置。我渐渐注意到这位老太太，觉得有点面熟，想了半天，想起来正是寄信给我们全班的那位华裔刘老太。

我放下麦克风，上前跟老太太自我介绍，想不到她虽在美国生长，倒说一口很清楚的中国话。

“哎，我也知道寄信给你们，大概也不可能有回音的。”她说，“你们拍片都是认真拍的，哪里有可能用我这样一个从没演过戏的老太太当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