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张之洞逝世百年，年初我做了一个关于张之洞身后百年沉浮的深度报道。我和同事采访了武汉大学历史学家冯天瑜，并借了冯教授1985年出版的一本较早为张之洞翻案的《张之洞评传》，因工作繁杂，多时未还。

某个周末下午办事路经武汉大学，就拐进武大去试图还书。冯教授不在，却意外地发现武大俨然成了一个拥挤的街市，车辆穿梭，人流熙攘，好不热闹。及至樱花园，看到满树粉白的花朵开得正艳，才知道，又是一年樱花开放时，武汉的冬天真的过去了。

樱花园里处处是驻足赏花的人，他们的脸上挂着悦色，摆出各种姿势，狂拍狂照，仿佛要与这粉嫩的花儿争妍。武大的樱花已经成为武汉一景，每年花期都游人如织。真是春意盎然，繁花似锦，好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景致，忍不住要停车坐爱樱园晚，将一切烦扰暂时抛到脑后。单是看看每张脸上挂着的悦色，也是一种享受啊，何况这天气、樱花、名校、胜景、文化、青春都交织在这春天的树下。

却不料几天过后在报上看到一条新闻——“母女穿和服在武大樱园拍照，惹众怒遭轰赶”。那穿和服的母女身份不明，但“操武汉口音”，估计不是“外国友人”，而率先声讨的小伙子，据报道是武汉大学信息学院大二学生。

似乎可以肯定，这并非一场“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矛盾的起因却是因为和服，而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饰，而日本曾侵略过我们，这和服就是罪恶的象征。因此，这矛盾带有浓厚的“敌我”因素在里面，根子在“仇日”，情怀在“爱国”。

要不是因为这和服，一群莘莘学子断然不敢随便轰赶这“操武汉口音”的母女。学生大抵彬彬有礼，非到愤怒不已，不会如此粗鲁。再说，学生一般也惹不起社会上的人，但因为这和服，他们就敢了，人也多了势也众了，而被轰的人只好“收拾东西匆匆离开”。

一群“仇日”的学子如此见不得与日本沾边的东西，连别人穿和服拍照也要大吼：“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我真的费了大劲想不出，那些种在武大里的日本樱花树，他们竟能天天碰面不心烦，竟没有把它们统统给砍了。砍了多好啊，一了百了，别人也就不会挤到武大看樱花了，也不会有穿和服拍照的事了。

是想说“树是无辜的”吗？那人穿件和服拍照就不无辜吗？谁敢说穿和服拍照的人就是洋奴，就心怀卖国之心？如若以着装来判定爱国或是卖国，那么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平头百姓，凡穿西装者是否早就把国卖给西洋人了？将一件器物进行观念的物化，进而贴上国家民族标签，再进而衍生出对物品使用者爱国或卖国的评判，这一系列荒谬的思维，深埋在一些国人的大脑里，随时都能显露出来。

早在百年前，洋务派就突破了这种荒谬的思维。他们开矿山、修铁路、设电话、造枪炮、练新军、办学堂……剥离了国外器物身上的意识形态外衣，目的是吸收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才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早期近现代化建设。

说起来，当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就是张之洞一手创立的，目的是“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张之洞还十分热衷派遣游学生。而且，张之洞认为，派遣游学生“西洋不如东洋（日本）”，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三则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据资料显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叶，张之洞派往日本的留学生达数千人之多，湖北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自强学堂理应“研精器数”，理应有不少留日本学生，理应受到一点东洋之风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