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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爱国主义”大行其道(1)

打捞中国愤青 作者:廖保平


2009年是张之洞逝世百年,年初我做了一个关于张之洞身后百年沉浮的深度报道。我和同事采访了武汉大学历史学家冯天瑜,并借了冯教授1985年出版的一本较早为张之洞翻案的《张之洞评传》,因工作繁杂,多时未还。

某个周末下午办事路经武汉大学,就拐进武大去试图还书。冯教授不在,却意外地发现武大俨然成了一个拥挤的街市,车辆穿梭,人流熙攘,好不热闹。及至樱花园,看到满树粉白的花朵开得正艳,才知道,又是一年樱花开放时,武汉的冬天真的过去了。

樱花园里处处是驻足赏花的人,他们的脸上挂着悦色,摆出各种姿势,狂拍狂照,仿佛要与这粉嫩的花儿争妍。武大的樱花已经成为武汉一景,每年花期都游人如织。真是春意盎然,繁花似锦,好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相融的景致,忍不住要停车坐爱樱园晚,将一切烦扰暂时抛到脑后。单是看看每张脸上挂着的悦色,也是一种享受啊,何况这天气、樱花、名校、胜景、文化、青春都交织在这春天的树下。

却不料几天过后在报上看到一条新闻——“母女穿和服在武大樱园拍照,惹众怒遭轰赶”。那穿和服的母女身份不明,但“操武汉口音”,估计不是“外国友人”,而率先声讨的小伙子,据报道是武汉大学信息学院大二学生。

似乎可以肯定,这并非一场“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但矛盾的起因却是因为和服,而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服饰,而日本曾侵略过我们,这和服就是罪恶的象征。因此,这矛盾带有浓厚的“敌我”因素在里面,根子在“仇日”,情怀在“爱国”。

要不是因为这和服,一群莘莘学子断然不敢随便轰赶这“操武汉口音”的母女。学生大抵彬彬有礼,非到愤怒不已,不会如此粗鲁。再说,学生一般也惹不起社会上的人,但因为这和服,他们就敢了,人也多了势也众了,而被轰的人只好“收拾东西匆匆离开”。

一群“仇日”的学子如此见不得与日本沾边的东西,连别人穿和服拍照也要大吼:“不要穿和服在武大拍照!”我真的费了大劲想不出,那些种在武大里的日本樱花树,他们竟能天天碰面不心烦,竟没有把它们统统给砍了。砍了多好啊,一了百了,别人也就不会挤到武大看樱花了,也不会有穿和服拍照的事了。

是想说“树是无辜的”吗?那人穿件和服拍照就不无辜吗?谁敢说穿和服拍照的人就是洋奴,就心怀卖国之心?如若以着装来判定爱国或是卖国,那么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平头百姓,凡穿西装者是否早就把国卖给西洋人了?将一件器物进行观念的物化,进而贴上国家民族标签,再进而衍生出对物品使用者爱国或卖国的评判,这一系列荒谬的思维,深埋在一些国人的大脑里,随时都能显露出来。

早在百年前,洋务派就突破了这种荒谬的思维。他们开矿山、修铁路、设电话、造枪炮、练新军、办学堂……剥离了国外器物身上的意识形态外衣,目的是吸收一切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才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早期近现代化建设。

说起来,当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就是张之洞一手创立的,目的是“讲求时务,融贯中西,研精器数,以期教育成材,上备国家任使”。张之洞还十分热衷派遣游学生。而且,张之洞认为,派遣游学生“西洋不如东洋(日本)”,一则日本路近费少;二则离华近,易考察;三则日文近于中文,易通晓;四则日人已对西书作了删节酌改,便于学习。据资料显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叶,张之洞派往日本的留学生达数千人之多,湖北为留日学生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自强学堂理应“研精器数”,理应有不少留日本学生,理应受到一点东洋之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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